繼續向下游的進攻需要一些準備工作，鄧名不可能立刻出發，因此他建議葉天明先一步返回成都：「食鹽已經都說好賣給武昌了，葉老闆跟著我們去下游也沒有什麼好做的，不如就此返回吧，都府那邊還需要葉老闆去督促一下，想滿足武昌這裡每天五萬斤的要求可不容易。」
「提督說的是，我這就返回都府，至於那些銀子，我想我可以代表都府五大鹽行做主，都賣給提督好了。」經過一番仔細計算，葉天明覺得還是從成都購買工具更合算，這些金銀對鄧名來說非常有用，但在金銀不能流通的成都作用就要小很多了。
「價格怎麼算？」
「一兩銀子一百元，怎麼樣？」葉天明並不打算和鄧名討價還價，如果鄧名想繼續壓低價格，葉天明也不會拒絕。
「好。」鄧名高興地答應了，他寫了一個紙條給葉天明，告訴劉晉戈去籌措八百萬元支付給葉天明和其他幾個鹽行。拿走了鹽商們的四萬兩白銀後，鄧名仍不忘提醒葉天明：「這些錢可還沒有扣稅哪，等年底的時候都府的稅官會收繳四百萬的稅，你們可千萬要記得。」
和葉天明一起返回的還會有一些明軍水兵，他們會把那些已經卸空食鹽的貨船帶回成都，與他們一起返回的還會有兩千水兵，以保證重慶的水師不會頭腦發脹，出來找麻煩。
「我支持鹽行、願意為你們的利益去封鎖下游並不是為了你們自己。」在給葉天明送行時，鄧名鄭重地說道，他希望趁著葉天明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哲學觀、世界觀之前，儘可能地施加一些影響：「你對我說過，你們賺錢就能讓更多的都府百姓多掙錢，你們會提高工資。我相信你說的話，等我返回都府後，我也要親眼看看你們的賬本，我希望葉老闆能信守諾言，分出一部分利潤給其他的都府百姓。」
「提督放心，我幾個月前還是一個輔兵，都府有好幾千我苦哈哈的老弟兄，我一定不會吃獨食的。」葉天明拍著胸脯保證道，這些日子裡鄧名一直給他灌輸雙贏和回報社會思想。
葉天明和部分明軍啟程返航後，鄧名仍在思考該如何建設他的根據地，從小到大，鄧名只學習過一種哲學體系，與這種哲學不同的思想他只能通過網路了解到一鱗半爪。如果鄧名相信那種他比較完整學習過的哲學體系的話，他就不會想現在這樣彷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似乎是這個哲學體系的理論基石吧。」即使是鄧名學過的那套哲學，他也不敢說理解的都對，只能獨自琢磨。
鄧名一直認為事實勝於雄辯，他曾經親眼見過信奉這套哲學的國家拒不遵守這套哲學斷言的社會規律：其中的兩個大國，一個曾是世界第二工業強國，另一個是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但其他國家在航海時代能夠實行的上層建築，兩大強國在衛星上天的太空時代也因為國情問題實現不了——事實證明，「國情決定上層建築」，「國情決定生產關係」都要比哲學創始人的那套理論靠譜得多。
鄧名記得有句話很好地形容了勝利的不容置疑性：「我們的最終勝利，就連敵人也毫不懷疑。」擱在這套哲學理論上，那就是「這套哲學理論的論斷，就連它的虔信者也沒當真。」若是創始人泉下有知，那真是情何以堪啊。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特拆創始人的台，那鄧名只能認為實際操作中有無法逾越的難關，因此他實在不敢用這套哲學做指導理論。
不過十幾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鄧名目送葉天明離開後曾一度忐忑不安，擔心自己會害了成都的百姓：「我應該是把資本主義放出來了吧？據說它一誕生每個毛孔就都充滿了鮮血和其他髒東西，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與人溫情脈脈的面紗。」
「無論是孫可望的軍屯、還是滿洲的八旗包衣，產出的糧食都是用輔兵或漢人的鮮血澆灌出來的。我就是把資本主義這野獸放出來，都府的百姓還能比這過得更慘么？」可鄧名仔細一琢磨，認為在中國應該不必擔心這個，看過輔兵和百姓受盡欺壓、毫無尊嚴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後，鄧名覺得很難想像有比現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日子了；鄧名估計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層百姓會有著比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讓創始人痛心疾首地說出那番話來：「這大概是國情不同，我沒有去過歐洲，不知道現在歐洲的貴族是不是愛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戶是不是能有魚有肉吃著，不用擔心被侮辱、欺壓，但起碼過得會比中國百姓好不少。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衷心愛戴、人格偉大，總不會是個信口開河的大忽悠吧？」
儘管鄧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會更糟糕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不過他還是打算盡量避免這種風險，在葉天明走後，鄧名又幾次召集軍官會議。在幾次會議上鄧名都提出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保證都府能夠從鹽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鹽行把全部的利潤都交出來並不合理，他們承擔風險，負責管理、實施食鹽生產；不過顯然他們從都府政權的支持中受益匪淺，官兵為他們的貨物提供保護，幫助他們打擊競爭對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組成的，所以如果鹽行獨吞全部利潤顯然不合理。」
正如鄧名之前見到的那樣，整體上來說川軍依舊是一支封建軍隊，上次敢於集體參與對戰略的討論也是因為鄧名的授權。當鄧名剛剛提出這種全社會共享利益的理論時，很多軍官都感到有些不適應，不過他們也說不出那裡感到彆扭。
不過並不是每個軍官都對哲學理論一無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鄧名發言中的漏洞，總結了一套說辭來反駁鄧名：大意仍是軍隊屬於鄧名所有，而那些鹽行也是一樣，鄧名會因為鹽行的貢獻而給予賞賜——這就是他們所獲得的利潤；而軍隊從鄧名手中領取軍餉和功勛，和鹽行的生意並不直接發生關聯；至於都府的百姓，鄧名願意給予賞賜那是鄧名仁德，如果鄧名不給也沒有絲毫說不過去之處。
任堂的觀點和理論完全符合封建社會的道德，鄧名本來是非常難以反駁的，幸運的是鄧名不是當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鄧名擁有皇帝或監國身份，所有的軍官就會毫不猶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況導致明軍有一些思想混亂，給鄧名進行滲透的機會。
鄧名堅稱成都政權、四川明軍、鹽商、百姓都是永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無法反駁這一論點，那麼鄧名自然就沒有居中賞罰予奪的合法性。鄧名不擁有這個權利，四川明軍處於感情問題又不願意把這個權利交給永曆皇帝，有人就開始接受鄧名提出的那個模糊的成都（國家）概念。
就這樣，利用天子棄國威信大減這個機會，還有事實上的軍閥自立這個事實，鄧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在軍隊原本堅固無比的思想堡壘上撬出一道細細的縫隙，滲透了一些否認「朕即國家」的思想進去。
在晃動了一下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後，鄧名總算在全軍掀起了幾次如何合理分配戰爭紅利的大討論，官兵也沒有再眾口一詞地表示「聽提督安排」，而是開始嘗試思考這個問題，與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饋上來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軍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這個問題，他們在初次接觸到這個問題時自然顯得十分幼稚，各種異想天開的方案紛紛出籠。不過鄧名本來也不指望他們能拿出什麼高明的解決方案，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會聽說過所得稅、累進稅制、社會保險這些名詞。
鄧名要的就是這些軍人開始思考社會財富分配，只要他們不再把君王擁有一切、分配一切視為理所應當就好，這樣的軍人就會距離標準的天子之兵越來越遠，距離帝國軍人越來越近。
在明軍進行著繼續前進的準備時，鄧名再次約見了周培公，後者現在已經是武昌眾多利益集團的代表。當從鄧名口中得知明軍準備越過武昌，向江西方向前進後，周培公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吃驚，而是默默地沉思起來。
「提督是不是為了切斷長江航運，阻止淮鹽進入武昌呢？」思考了一會兒後，周培公直截了當地問道。
「正是。」見周培公判斷如此迅速、準確，鄧名反倒是非常驚訝。
早在鄧名決定向下游進軍前，周培公就猜測鄧名的最終目的是淮鹽，那時葉天明甚至還沒有進入武昌城。既然周培公早就有這樣的猜測，那他自然早就想到鄧名會切斷長江航運，所以對鄧名的通報有著充足的心理準備。
「如果提督只是想單純阻擋淮鹽進入武昌的話，我覺得提督最好設卡檢查，不要殃及池魚。」現在某種程度上，周培公和鄧名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因此周培公早就替鄧名考慮過最佳對策：「除了鹽以外，武昌還要從下游購入大量貨物，比如江西的瓷器就是大宗的買賣，還有江南的棉花和絲綢，都關係到武昌很多商家、店鋪的生計。提督行軍雖然秋毫不犯，但每次隔絕長江的時候都會讓這些商家、店鋪叫苦不迭，而他們背後往往也都有縉紳背景的。」
鄧名認真地聽著，不說一句話以免打斷了周培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