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修采並不是第一個跑來重慶向鄧名訴苦的，不久前於佑明聯合其他浙江將領已經派人跟著空船返回，狠狠告了劉晉戈一狀，同時也說了不少熊蘭的壞話。當時鄧名正在忙於尋找戰機，準備追擊撤退的李國英，因此沒有時間安撫浙江派，還問他們為何不向提刑衙門申訴。
這個答案當然不能讓浙江派滿意，使者們委屈地指出，袁象和劉晉戈是刎頸之交——聽說當初劉晉戈在東川府負傷，正是袁象照顧了他一路，稱得上是前者的救命恩人。
「這就是我讓劉晉戈辦事，而讓袁象負責提刑的原因！如果反過來的話，無論袁象幹得是不是天怒人怨，劉晉戈都會裝看不見。」鄧名在心裡說道，不過這句話萬萬不能從自己嘴中吐露出來，只能好言安慰這些使者一番，稱袁象這個二十齣頭的年輕人品德高尚、主持正義，讓他們先設法去與提刑衙門溝通，如果等鄧名回到成都時還沒有解決問題，他當然會親自過問。
等見到秦修采後，鄧名才感覺到成都的問題比他想像得嚴重。成都百廢待興，對各種工具、器械的需求旺盛，只是因為百姓極端貧困所以工商業才持續萎靡。鄧名設計出欠條來替代貨幣，也有刺激工商業發展的意圖。據鄧名的理解，信用貨幣和銀行都是在用明天的繁榮為保證，以渡過今天的難關——創造出明天的繁榮景象。
得知劉晉戈多收了很多糧食，鄧名在最初生氣過後，很快就發現劉晉戈反倒是創造了一個良機，正好可以名正言順地推廣紙幣——如果沒有劉晉戈的擅自徵稅，還真沒有什麼好辦法說服百姓用糧食交換欠條——從這點上來說，劉晉戈倒是紙幣改革的大功臣。
離開成都前，成都的工商業已經因為貨幣的刺激而出現發展的苗頭，鄧名當然不願意這個情況被逆轉。信用貨幣是用未來的繁榮為抵押的，這筆欠賬不但要還，更要付利息，如果未來沒有繁榮，這麼一大筆債是沒法還上的，工商業也會被打回原形。
因此鄧名不想草草應付，而是把軍務拋下，認真斟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把秦修采再次找來：「你立刻返回都府，告訴熊行長，不能允許物價這樣跌下去。」
剛聽說成都的物價下跌，鄧名還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本來他想當然地認為，隨著大量人口湧入，成都的物價應該節節攀高才對。但通過一晚的思考，鄧名發現了自己的思路誤區所在，那就是新來的人口是沒有貨幣的，所以在人口湧入造成的物價上漲中，上漲最快的是貨幣這種最重要的商品。
因為新的移民沒有貨幣才導致物價下跌，想通了這一點，鄧名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給所有的新移民發補貼。若是所有的人口袋裡都有錢了，那麼物價當然會上漲，從而刺激工商界僱傭更多的短工、購買更多的原料和工具並且擴大生產規模。
不過轉念一想，這種濫發補貼似乎會導致其它問題，所以鄧名決定把補貼發給一批急需購買生活、生產用品的人群。
鄧名對秦修采說：「我已經寫好給劉知府的信了，讓他立刻拿出一百二十萬元的欠條發給今年剛從軍中退役的同舉人，制止物價下跌。如果不夠的話，我會讓他拿出更多的欠條。」
看到秦修采流露出不明白的樣子，鄧名就拿出寫給劉晉戈的信，讓秦修采看了一下。在信中鄧名先是對劉晉戈的政績大為稱讚，說自己通過各種渠道得知，知府衙門在積攢了大量的糧食的同時，還擁有了至少三百萬元以上的欠條儲備。
「……不過政府除了掙錢以外，如何花錢也是很有講究的。對政府來說，錢不能用來驅逐外敵，所以需要設法用錢取得人心、交換到裝備。如何做到這些呢？我們一步步來，這次我給你的任務不算太難，先幫我收買一下人心、軍心……」
鄧名給劉晉戈的信很長，口氣也很親切。秦修採在心裡揣摩著鄧名給自己看這封信的用意，覺得自己已經深諳提督的意思，除了熊蘭以外，絕對不可以把看過這封信的事情泄露給其他的人知道。
收買軍心的具體措施就是給退役的士兵發錢。不是每個退伍軍人都享受三年有效的二百元補貼么？鄧名讓劉晉戈馬上給這六千名退伍軍人每人發二百元，而且要告訴他們這是額外增加發放的，並不影響他們未來三年內的補貼領取。
鄧名要劉晉戈自己去斟酌該如何宣傳政府這次發放的意義，能夠讓成都周圍的百姓覺得從軍服役會有現實的好處，就達到目的了。在信的末尾，鄧名還給予劉晉戈更大的權力：「若是劉兄弟覺得一個人二百元太少，效果不好，可以加發更多，只要總花費控制在二百萬以內就可以。我期待著劉兄弟的好消息。」
秦修采看完信後，雙手捧著還給了鄧名。後者把它收到信封中，封上口，按上自己的印章，交給士兵送走。
這些同舉人什麼都要買，手裡有了欠條，很快就會使用出去。除了這六千人以外，新移民的購買需求也要考慮。鄧名深信只要幫他們渡過眼下的難關，他們明天會創造出很多財富來回報社會。
「回去告訴熊行長，他的放貸範圍不要僅限於退伍軍人了，這些新來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貸。不過要收利息，不能白給，畢竟他們和同舉人、同秀才不同，還沒有為朝廷貢獻過力量。」鄧名想了想，又道：「應該對那些勤奮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勵，比如那些願意在閑暇時間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數額較大或是利錢較低的貸款。至於一般人嘛，我覺得把貸款額度設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剛剛抵達成都的移民身無餘物，但即使他們只是種地而且只開墾了十畝，到年底也能夠向朝廷繳納一百元。而這不過是他創造的社會財富的十幾分之一，因此鄧名認為向這些移民提供貸款是很有賺頭的一件買賣，更不用說還能因此刺激工業發展。
對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對，但他仍然擔心糧價。他向鄧名指出，倉庫里的糧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會逐漸地吃光，要是欠條大量流通，糧價上漲是必然的趨勢。而到了那個時候，若是劉知府不肯用糧食回收欠條，糧價飛漲就無法控制。
「對，你說得對。萬一將來糧價控制不住，我不會責怪熊行長的，讓他放心大膽地做事。現在恢複生產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當初不讓他發太多欠條就是怕物價飛漲，影響了生產。」鄧名寬慰秦修采道：「我從江南帶回了大量糧食，今年就是沒有產出，也足夠大家吃了。」
但秦修採的疑慮依舊沒有完全打消。熊蘭和他仔細討論過這個問題，曹操認為軍心比糧官的性命更重要，為了維持軍心而不惜殺掉一個糧官；現在鄧名嘴上說沒關係，也可能是真心實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憤和保住熊蘭之間選擇的話，熊蘭對自己勝出並沒有太多的信心。
「你還有什麼事嗎？」見秦修采幾次欲言又止，鄧名主動問道。
「熊行長打算建立一個義倉，用來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說道。熊蘭知道此舉侵入了知府衙門的權力範圍，不但會遭到劉晉戈竭力反對，也可能會讓鄧名不滿：「這個義倉只做兩件生意，用八十元購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價格出售一石大米。絕不改變售出或購入的價格，也不能拒絕交易。」
秦修採的建議讓鄧名頓時愣住了。當初他曾經設想讓都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以一百元購入一石糧食，但考慮到糧價不可避免的價格波動，以及儲存成本、質量好壞等因素，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鄧名只是對劉晉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參考價格，具體的採購價格和採購數量讓他自行斟酌。
而秦修採的這個設想看上去似乎具有操作性，只要存在這麼一個機構，那麼成都的百姓就會對糧價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願意把欠條拿出來用，就是他們怕到了收穫的時候，糧價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為鄧名聽不懂，就給他解釋起來。這種糧價暴跌現象其實是常見現象，谷貴傷農、谷賤亦傷農。每當收穫以後農民就要繳納賦稅，在這個時候，糧商和官府往往就會合夥極力壓低糧價，農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價格出售大量的糧食來換取足夠的白銀。有時因為官府的逼迫，農民不得不把口糧和種子糧都賤賣出去；等到繳納賦稅之後，糧價就會直線上升，為了活命農民又要去借高利貸，用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價格把賤賣出去的糧食再購買回來。
現在成都府還沒有糧商，劉晉戈作為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也不知道這種官府的斂財手段。不過並不是每個百姓都對這種手法一無所知，在看到欠條的價格不斷上漲後，就有人感覺聽到警鐘敲響了。
「如果收實物作為賦稅，政府就要逼著百姓多繳耗損，有時甚至會高出正稅的數倍；改為白銀繳納後，除了損耗還要加上高買賤賣，老百姓真是沒有活路啊。」鄧名聽得連連搖頭。
秦修采告訴他，在大明和滿清的治下，當官府和糧商熟練地勾結在一起後，糧價的波動高達十數倍是正常現象。只有超過百倍，導致百姓賣兒鬻女也活不下去時，官府才會出面平抑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