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舊輪船離開了沃茲涅先尼耶的碼頭，駛入了奧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寧格勒宮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間看到白夜。
在東方，低懸著一輪蒼白的月亮，沒有一點光輝。
輪船激起的波浪，漂著松樹皮，無聲地滾向遠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鐘樓上擊著銅鐘，響了十二下。雖然離岸很遠，但鐘聲仍然傳到了我們這裡，並且繞過輪船，在平靜的湖面上，飄到掛著月亮的透明的暮靄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樣來說這白夜的惱人的光輝？是神秘的呢？還是魔幻的？
這些夜晚，總使我覺得大自然過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氣和奇幻的銀箔色的光輝。
眼望著這種美、這些銷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無法忍受。想必是因為這個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樣，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們一種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來，但卻覺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別是荒蕪的花園中在暮春時節雕謝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這種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茲涅先尼耶特別多。在這裡沒有人把它折下來，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許是因為花已經謝了。
我是上彼得羅查沃德斯克去的。當時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正在計畫出版一套叫作工廠史的叢書。他吸引了許多作家參加這項工作，同時決定分成幾個「工作組」——當時這個字還是第一次出現在文學界——進行工作。
高爾基建議我挑選幾個工廠。我選定了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羅夫工廠。這個工廠是彼得大帝創設的，最初生產大炮和鐵錨，後來鑄銅，革命後，改為製造運輸車輛的工廠。
我拒絕了工作組的工作。那個時候，我認為(現在也是如此)有些人類活動的傾域，共同工作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特別是寫作工作。到頭來，頂多能夠輯成一個各種體裁的特寫文集，而不可能寫出一本完整的書來。我認為，不管題材有什麼獨特之點，一本書總應該有作家的個性，有他對現實，風格和語言的理解的一切特點。
我想，這就跟兩個人或三個人不能同時拉一隻提琴一樣，也不能共同寫一本書。
我把自己的想法對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說了。他皺著眉，照例，用指頭在桌子上敲著鼓點子，想了一下說：「年輕人，人家會責備您自負的。您還是搞吧！不過不要丟臉——一定要帶書回來。一定！」
在輪船上我想起了這一次談話，深信自己一定能寫出書來。我非常喜歡北方。當時我覺得，這種情況應該大大地使我工作輕快順利。顯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徵，例如，白夜，靜靜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轉動聽的諾夫戈羅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鵝頸般彎曲的黑划子，給雜色萬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這本關於彼得羅夫工廠的書里來。
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當時是一片荒涼。大街上鋪著一些長滿苔蘚的大石塊。整個城市好象是雲母築的，這大概是由於湖土的白色閃光和灰白色難看的、但卻不討厭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檔案所和圖書館裡，閱讀一切有關彼得羅夫工廠的資料。工廠的歷史原來很複雜，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蘇格蘭的工程師們，我們的農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師，加龍鑄造法，水力機械，風俗習慣，這一切都給這本書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讀完這—切之後，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幾天，這裡有一座在建築美方面，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著，在它晶瑩的、有彈性的飛瀑中，帶下了直立的松樹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日落時看到的。看來，要完成這種建築，需要首飾匠幾世紀的勞動才能落成。但其實是我們的普通的木匠在一段短短的時限內築成的。
在這次旅行期間，我看見了許多湖泊、森林、多次光輝柔和的太陽和隱隱的遠方，但是碰到的人卻很少。
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我首先寫就了我這未來的作品的大綱。其中有很多史料和描寫，但是人物太少。
我決定就在這裡，就在卡累利阿動筆，所以在退休的女教師謝拉菲瑪．伊奧諾夫娜家裡賃了一間房子。女房東完全象一個平平常常的老太婆，除了一副眼鏡和懂得法語而外，沒有—點象女教師的地方。
我著手按計畫寫書，但是不管我怎麼努力，而書簡直在我手下分散開來。我怎麼也不能使材料連起來，融成一體，讓它自然發展。
材料鬆散。一些生動的段落互不連貫，上下不接氣。它們一個一個孤單單地楞在那裡，和那唯一能夠給這些檔案材料注入生命的東西，也就是和生動的細節、時代的氣息、跟我有密切關係的人類命運毫無聯繫。
我描寫水力機械、生產工作、匠人，我一面寫著一面深深感到悲哀，因為我明白了，當我對這一切還沒有自己的態度，當即使是最微弱的抒情的氣息還沒給予這些材料以生氣的時候，是什麼也寫不成的。總之，什麼書也寫不出來。
(順便說說，當時我了解寫機器必須和寫人一樣，要懂得它們，愛它們，為它們歡樂和痛苦。不知道別人如何，我總是為機器感受肉體的苦楚。就比方「勝利牌」汽車吧，當它用盡最後的力氣上一個陡坡的時候，我所感到的疲乏恐怕不下於汽車本身。這個例子或者不太恰當，不過我深信，假如你想描寫機器，那你便要象對待活人一樣對待它們。我發現優秀的工匠和工人就是這樣對待機器的。)
沒有比面對寫作材料一籌莫展再難過的了。
我這時感到我是一個在干外行事的人，就好象我不得不去跳巴蕾舞或者編校康德哲學似的。
而高爾基的這兩句話：「不過不要丟臉，一定要帶回書來」，有時候刺著我。
而且還有叫我灰心的是，我神聖崇拜的寫作技巧的一個基本條件落空了。我認為只有能輕易地、不失掉個性地支配任何素材的人，才可以做一個作家。
我決定投降，什麼也不寫，離開彼得羅查沃德斯克，就這樣來結束了這個局面。
除了謝拉菲瑪·伊奧諾夫娜而外，沒有人可以聽聽我的傷心事。我本來準備跟她談談我的失敗了，原來她憑一種想必是老教師的經驗已經覺察到了。
「您好象我們中學裡那些儍丫頭在考試前一樣，」她跟我說。「光是一個勁往腦袋裡塞，弄得昏頭昏腦，也不懂什麼重要，什麼毫無用場，您不過是疲勞過度了。這寫作的事我雖然不懂，不過我覺得憑蠻勁是不頂事的。光把神經弄的非常緊張。這可不僅沒有好處，而且簡直危險。您別這麼一股火就走了。休息休息。到湖上轉轉，到城裡去逛逛。我們的城市很可愛，很樸素。也許會有點好處。」
不過我還是決定走了。行前，我上彼得羅查沃德斯克去了一趟。直到那個時候，我還沒看見過這座城市。
我沿著湖畔向城北走去，來到了城郊。破房子已經到頭了。前面是一片菜園子．在菜園子中間零零落落地點綴著一些十字架和墓碑。
有一個老人在胡蘿蔔畦上除草。我問他這是什麼十字架。
「這兒以前是墓地，」老人回答說。「這裡埋的好象是外國人。現在這塊地作菜園子了，墓碑都給拔走了。剩下的也放不多久。頂多到來年春天。」
墓碑的確不多——一共不過五六塊。其中的一塊有生鐵鑄的華麗而沉重的柵欄圍著。
我走近去。在毀壞了的花崗石柱上隱約可以辨出法文寫的碑文。高大的牛蒡差不多把這些碑文全擋住了。
我折斷了牛蒡，看見了：「查理·尤金·倫瑟維，拿破崙皇帝大軍之炮兵技師。一七七八年生於彼爾比南，一入一六年遠離故國歿於彼得羅查沃德斯克。願主賜他苦難的心靈平安。」
我明白了在我面前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的墳墓，這個人的命運很悲慘，並且明白了使我脫離窘境的正是他。
我回到家裡，告訴謝拉菲瑪·伊奧諾夫娜，說我要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留下來，然後立刻就到檔案所去了。
那兒有一個乾癟的小老頭，瘦得只剩了一把骨頭，一張皮，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他過去是數學教員。檔案所還沒完全清理好，但老頭子管理得極有條理。
我把我的來意告訴了他。老頭子焦急得很厲害。他慣於開具枯燥無味的證明，主要是寺院戶籍簿的抄錄，而且就連這也是十年九不遇。而這一次要進行——次困難的有趣的檔案搜索——尋找一切和這位不知道為什麼在一百多年以前死在彼得羅查沃德斯克的身世莫測的拿破崙軍官有關的材料。
我們倆——老頭子和我——都很擔心。能不能在檔案所里找到倫瑟維的一點什麼蹤跡，按照這些蹤跡多多少少可以追溯他的生平？或者，我們什麼也找不到？
老頭子忽然提出他不回家過夜，要通夜在檔案所里翻文件。我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