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三章 阿爾斯王商店事件

一九二七年冬,我住在敖德薩從前的服裝商店「阿爾斯王公司」里。我用先斬後奏的辦法,搬進了二樓的試衣室。

我佔了三大間鑲著波希米亞產的大方玻璃鏡的屋子。鏡子鑲在牆上鑲得那樣結實,我和詩人愛德華·巴格里茨基要把鏡子拆下來拿到新市場上去換吃的東西,想盡一切辦法都不成功。連一面鏡子都沒弄動。

試衣室里除了三個裝著爛刨花的箱子而外,一件傢具也沒有。好在玻璃門很容易從鉸鏈上卸下來。每天晚上我把它拿下來,搭在兩個箱子上,攤上鋪蓋當床。

玻璃門非常滑,所以一夜裡舊褥墊和我要一齊滑下來滾到地板上好幾次。

褥墊一動,我便立刻醒來,氣都不敢出,連手指都不敢動彈,愚蠢地希望褥墊不要滑下去。可是它慢慢地、毫不容情地滾下去,我的巧計便破產了。

這一點也不可笑。那午冬天非常冷。從海口到小噴泉都結了冰。猛烈的東北風把花岡岩的馬路颳得千乾淨凈。一次雪也沒落過,這此街上鋪滿了雪還要覺得冷。

試衣室里有一隻白鐵的「小鐵爐」。沒有可燒的。而且要想用這麼一個可憐巴巴的小爐子烘暖三大間屋子也不可能。所以我只在「小鐵爐」上燒燒胡蘿蔔茶。這用幾張舊報紙就夠了。

用剩下的一個箱子當桌子。晚上在上面點一盞油燈。

我躺下,把所有暖和的東西都蓋在身上,就著油燈讀喬治·申格爾譯的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的詩①。這些詩是在這饑饉的一年,在敖德薩出版的,我可以證明這些詩並沒有使我們的剛毅精神鬆懈。我們覺得自己象羅馬人一樣堅強,並且想起了申格爾本人的詩:「朋友們,我們是羅馬人。我們流盡鮮血……」

【①何塞·馬利亞·艾萊狄亞(1803—1839):古巴傑出的詩人,革命的浪漫主義者。】

我們,當然,沒流盡鮮血,不過我們這些快樂的年輕人,有的時候,曾經感到非常寒冷和飢餓。但是誰也沒發過牢騷。

在樓下,在店面的一層,美術館展開了一種忙忙碌碌的有幾分形跡可疑的活動。為首的是以「招牌王」這個綽號馳名敖德薩的一位嘮嘮叨叨的老畫家。

美術館承製招牌、女帽、「假腳」(一種女鞋,古代的樸素風格為其製造特點:在木底上釘上幾條扁帶便完了!)和電影廣告(這些廣告是用油畫顏料畫在不平的膠合板上的)。

有一次,他們的畫室很走運,接到一件給當時黑海唯一的輪船「伯斯特爾號」的所謂「船首裝飾」的工作,這艘輪船要到巴統去作處女航行。

這件裝璜是用鐵板製成的,然後在黑底上畫上金色的植物圖案。

這件工作吸引了所有的人,有的時候,連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都離開了鄰近的崗位,跑來看看。

那個時候,我在海員報社作秘書。有許多年輕作家在這家報社工作,其中有卡達耶夫、巴格里茨基、巴別里、奧列沙和伊利夫。寫作經驗豐富的老作家中常到我們編輯部來的只有安德烈·梭勃里,——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總是為了什麼事激動不安。

有一次,梭勃里給海員報一篇短篇小說,這篇東西層次不清,雜亂無章,雖然題材很有趣,而且確實寫得很有才氣。

大家讀了這篇小說,都覺得很難處理:就以這樣潦草的樣子發表是不行的。但誰也不敢去請梭勃里把它修改一下。在這一方面棱勃里是說不動的——這倒不是因為作者的自尊心(正好棱勃里差不多沒有這種東西),而是因為神經過敏:他不能回過頭來看他自己寫的作品,對它們已經失掉了興趣。

我們大家想來想去,不知道怎麼辦好。我們的校對布拉果夫老頭子也和我們在一起想辦法,布拉果夫過去是風行俄國的俄語報的社長,著名的出版家塞欽的左右手。

他不好說話,被自己的過去歷史嚇壞了。這位體面的人物和我們編輯部的衣衫襤褸、吵吵嚷嚷的年輕人完全不相稱。

我把棱勃里的原稿拿回阿爾斯王商店去,預備再看一遍。

夜晚(不到十點,但浸在黑暗中的城市,薄暮時候就已經斷了來往的行人,只有風幸災樂禍地在十字街口呼嘯著),民警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敲商店的門。

我把報紙緊緊地捲成一捲兒,點起來,拿著它,好象火把,打開了用一截生銹的黑鐵管頂著的沉重的店門。拿洋油燈去開門是不行的——小洋油燈不僅輕輕一晃就會熄滅掉,連盯著看一眼都會熄滅的。

當思索得出神的時候,只要向它凝視一下,它便立刻開始哀怨地發出吱吱聲來,閃閃爍爍,然後便悄悄地熄掉了。所以我甚至盡量避免去看它。

「有位先生找您,」若拉說。「請您證明一下他的身份,我便放他進去。這兒是畫室重地。據說光是顏料就值三千億盧布。」

當然,譬如說,按照我在海員報每月拿十億元的工薪(這些錢在市場上只夠買四十包火柴算來,那麼這筆數目,並不象若拉所想的那樣驚人。

門外站著的是布拉果夫。我證明了他的身份,若拉把他放進店裡來,並且跟我說再過上兩個鐘頭他到我們這兒來暖和暖和,喝杯開水。

「我跟您講,」——布拉果夫說。「我總忘不了梭勃里的那篇小說。寫得很有才氣。不能讓它擲了。您知道,我象老報人似的,有一個不放過好作品的習慣。」

「有什麼辦法呢!」我回答說。

「把原稿給我。我用人格擔保,一個字都不動。我就住在您這兒,因為回家往蘭若龍去已經不行了——非把我剝光不可。我當著您面把原稿遛一遛。」

「什麼叫『遛』?」我問。「『遛』不就是修改么。」

「我不是跟您說過一個字都不加一個字都不減嗎。」

「那您怎麼辦呢?」

「您就會看見的。」

從布拉果夫的話里,我感到有點莫名其妙。有一個神秘的東西,在這朔風凜冽的冬夜,跟這位沉靜的人物一同到阿爾斯王商店來了。應該打破這個謎,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布拉果夫從衣袋裡掏出一個非常粗的香蠟燭頭。蠟燭上繞著一條條的金紋。他把這個蠟燭頭點著了,放在大箱子上,坐到我的破皮箱上,俯在原稿上,手裡拿著一支木匠用的扁鉛筆。

半夜裡,若拉·科茲洛夫斯基來了。我剛好燒開了水,沏好了茶,不過這次的茶不是干胡蘿蔔作的,而是用切碎烤過的糖蘿蔔做的。

「你們應該知道,」若拉說。「從遠處看你們兩個在這兒,象造假鈔票的一樣。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改一篇小說,」我回答說。「下一期用。」

「你們應該知道,」若拉又說道,「不是每一個公安人員都懂得你們在幹什麼。要謝謝上帝,當然上帝不存在,是我在這兒站崗,而不是別人。我是最看重文化不過。要說起造假鈔票的,這種騙子用一塊馬糞既可以作出金元,又可以作出居住證來。據說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裡,一塊黑天鵝絨的墊子上,擺著一支大理石的手,簡直是美極了。不過不是薩拉·柏倫哈爾①的手,也不是蕭邦或者薇拉·霍洛德娜雅的手。而是歐洲最有名的造偽幣人的手的塑造品。名字忘了。在那個時候,把他腦袋砍了下來,而手卻展覽了起來,就好象他是個提琴名手似的。不是一個很有教益的故事嗎?」

【①薩拉·柏倫哈爾(1844-1923):法國女演員。】

「並不見得,」我回答說。「您有糖精嗎?」

「有,」若拉回答說。「是糖精片。可以分給您一點。」

布拉果夫在將近破曉的時候才搞完。在我們沒到編輯部,打字員沒打出來之前,他沒給我看原稿。

我把小說通讀了一遍,呆住了。這是一篇簡潔而流暢的散文。一切都變得清晰明朗。先前的雜亂無章和語言的渙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而且實實在在一個字也沒增,一個字也沒減。

我望了布拉果夫一眼。他在抽一支很粗的用象茶葉一樣黑的庫班煙草捲成的煙捲,一面冷笑著。

「這真是奇蹟!」我說。「您是怎麼搞的?」

「光是打上了標點符號。梭勃里搞的一場胡塗。我特別仔細地打上了句點。還有分段。這是件大事情,親愛的。連普希金都提過標點符號。標點符號就是標出思想,擺正詞和詞之間的相互關係,使句子易懂、聲調準確。標點符號好比音符。它們牢固地縛住文章,不讓它撒落。」

小說發表了。第二天棱勃里衝進編輯部來。和往常一樣,沒戴帽子,頭髮亂蓬蓬的,不過眼睛裡閃著一種令人不解的光芒。

「誰動了我的小說?」他喊道,聲音大得不得了,並且把手杖往桌子上用力一揮,正打在報紙合訂本上。於是灰塵象火山爆發一樣,飛揚起來。

「誰也沒動過,」我回答說。「您可以對對原稿。」

「撒謊!」棱勃里大喊著說。「胡說!我總會查出來是誰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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