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百里接到游擊縱隊和保安部隊收復佛山的戰報之後，立即命令這兩支部隊撤出縣城，在四周鄉村隱蔽待命，同時通報全軍嘉獎，並上報軍事委員會，請求授予李務滋中將軍銜。在孫百里看來，地方的部隊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日軍的輕敵造成的，如果固守城池的話，日軍肯定會大舉反攻，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不過，地方部隊的表現還是讓孫百里和戰區司令部感到非常欣慰，有這麼忠勇的地方部隊支援，廣東的抗戰形勢和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於是孫百里緊急從福建調運一批反坦克槍裝備李務滋的部隊，並抽調了五十名軍官去整訓部隊，同時，第12集團各部也抓緊時間休整補充，準備收復廣州。
日本東京大本營鑒於第21軍在廣州地區遭到中國軍隊的巨大壓力，從本土調遣兩個轟炸機中隊進駐廣州機場，增強空中力量，同時從關東軍抽調一個步兵旅團前來增援。安藤利吉收縮兵力，在廣州附近形成重兵密集的態勢，接著抽調精銳部隊組成兩個步兵聯隊的突擊部隊，然後嚴密監視外圍的中國軍隊，等對方露出破綻之後就給予致命一擊。
1938年12月初，在日軍攻佔廣州之後，日本天皇在東京召開御前大臣會議，中心議題是分析中國在武漢、廣州失守以後的形勢，制定日軍對中國作戰的方針策略。
天皇對形勢的判斷是：帝國於1938年秋季，以獲取結束戰局的時機為目的，實施攻佔廣州及武漢的積極作戰，並取得了顯赫戰果。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政權依然迷夢未醒，殘存於西邊數省，力圖恢複其戰力，建設從新疆到四川的補給路線，且在法屬印度支那尋求補給港口，繼續堅持抗戰以挽回頹勢。然而，在已喪失中原逃往內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陸交通線、豐富資源和大半人口的情況下，我方如果採取適當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內部崩潰，但至少也可使之淪為地方政權。因此，從戰略角度可以認為帝國已經粉碎了抗日的中國政權，今後已進入實施政略進攻、取得美滿結果的階段。因此，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中央政權創造良好條件，支援其成長，是我軍為達到戰爭目的的重要作業。對華戰爭的本質屬於持久戰，對淪為地方政權的蔣政權，與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窮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戰力，向建設新中國邁進……。
日本天皇和大本營對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在他們看來，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已經降格為地方小政權。同時，他們尚有力量一直進攻下去，只是覺得一味深入窮追沒意思，才停下來不追不打，而專心建設所謂的『新中國』。可是實際上此時日本陸軍在國內的兵力，僅有一個近衛師團，完全唱著空誠計。而在中國已經配置了30個師團，完全喪失了繼續進攻的能力。甚至有些日本戰略家承認：對華作戰未能殲滅中國軍隊之主力即已達到攻擊的極限，如果想徹底擊潰中國軍隊的話，還需要擴充更多的師團。
然而，迷夢未醒的日本天皇和大本營基於這種樂觀的形勢判斷，制定了新的對華戰爭戰略指導原則，其核心要點是：第一、日軍從戰略進攻階段轉變為長期持久戰階段；第二、日軍應採取局部作戰，重點打擊集結在江西湖南等地的中央軍主力和粵北福建的第十九集團軍，以確保佔領區。第三、今後的主要任務是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佔領區扶持新的中央政權，其目的就是為了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然而，日本要重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權來取得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必然要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經過多方考察之後，他們看中了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國民黨內和國民政府內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
在日本方面看來，汪精衛自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現在又在執政的國民黨中身居要職，不但對中國中上層人士有號召力，就是在海外華僑當中也要想到的影響力，他的妻子本身就是南洋巨富的女兒。只要汪精衛願意出馬收拾殘局，中國上下必然熱烈擁護。待一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中國』一建立，就把蔣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來，日本徵服中國的大業，也就圓滿完成。
一貫反對以武力與日本相對抗的汪精衛，在武漢、廣州失陷之後，其反對抗戰的意圖更加露骨。他認為中國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變成日軍的佔領地，既然如此，不如在尚未徹底失敗之前，與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爭取一些『自立』的條件。等到和談取得結果之後，日軍撤出佔領去，中國在日本的大力扶持下再奮發圖強，再行建設，再爭取完全的獨立自主，再與外強爭個高低。但是，在國人積極主張抗戰到底，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抗戰鼓勁加油的一片喝彩聲中，汪精衛自感無法說服蔣介石，更沒有力量左右執政的國民黨的抗戰路線。因此，決心孤注一擲，挺身而出收拾殘局，走『保種保民』，走一條『和平救國』、『曲線救國』的道路。
早在1938年10月下旬，汪精衛就暗中派親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與日本特務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罷戰媾和之事。
10月20日，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即汪精衛由重慶出走，然後，汪、日雙方相互發表和談聲明。
11月30日，天皇批准了『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其基本內容為『新中國』承認『滿洲國』；華北、蒙古為日華軍事合作特區；長江中下游地域和華南沿海為日華經濟合作特區；規定『新中國』之政權形式為分治合作。在附屬條款中，還要求中國賠償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國民在中國所蒙受之權利、利益的損失。
12月18日，汪精衛和夫人陳壁君，以及陳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聖、曾仲鳴等人，趁蔣介石到陝西武功召開軍事會議之機，從重慶乘飛機，經成都到達昆明，在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幫助下，包租一架飛機逃往越南河內。
12月21日。蔣介石正在陝西武功主持軍事會議，向西北將領們傳達南嶽軍事會議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從重慶打來的電報，說汪已去河內，與日方商談和平。
蔣介石看到電報之後十分吃驚，因為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和國民政府內部身居要職，突然出走河內，必將引起軒然大波，處理不好的話很可能使國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陣線精神崩潰。他急電雲南省主席龍雲，詢問詳情，並讓龍雲轉交他給汪精衛的電報，勸汪回國，勿搞和談之事。蔣介石又急電正在河內進行國事活動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面會汪，力促汪醒悟回國，不要被敵人所利用。
然而，汪精衛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尋求『和平救國』之路，拒絕回國。
蔣介石害怕因汪出走與日和談之事，引起人心浮動，也害怕家醜外揚，命令有關方面，嚴密封鎖消息。
12月22日，日本方面得知汪精衛已順利出走河內，頓時大喜過望。內閣首相近衛立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尊稱汪精衛為中國的有卓見之士，把漢奸勢力稱作復興氣勢。
近衛聲明說：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聲明，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之國民政府，同時與中國同感憂慮並與有卓見之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現在感到中國各地復興氣勢蓬勃而起，建設趨勢日盛一日，當此之時，政府向國內外闡明與新生中國調整關係之總方針，以期徹底了解帝國之真意。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睦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合作。
12月24日，重慶。蔣介石鑒於日本方面已公開向汪精衛伸出和談橄欖枝，汪精衛潛去河內的消息又不脛而走，世界輿論和國內輿論嘩然，而且各執己見，眾說紛紜。特別是德國廣播的消息說汪某是代表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前去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的。蔣介石不得不在公開場合反覆表明自己的立場觀點，以澄清事實真相。
是日，蔣介石召見美、英大使，正式通知兩國政府，汪精衛無權與任何人談判和平之事，請美、英相信，中國政府絕不會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蔣介石借國民黨紀念周會之機，向黨、政、軍高級人員發表演講。在長達八千字的長文中，對近衛聲明進行強烈譴責和批駁，指出近衛聲明是妄圖滅亡中國的毒計，是擾亂中國內部的陰謀，中國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應抗戰到底。
在這裡，蔣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衛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開譴責汪，使其不致激化與汪的矛盾而公開主和。他把汪精衛劃為『內部』一方，而給其留有後退的餘地。
為了和平處理汪精衛事件的危機，蔣介石又叫駐英大使郭泰祺親自到河內勸誡汪精衛，希望他不要與日本人繼續接觸，免於敵人以可乘之機，並建議他到歐洲考察休養。
然而，此時的汪精衛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12月31日上午，香港的《南華日報》發表汪精衛對日通和的《艷電》。該電以汪精衛及其團體的名義，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總裁蔣介石及中央執監委員會建議，中國與日本罷戰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