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時代的精神生活都要複雜。這是由於幾種原因。第一，有關的地區比已往大了；美國和俄國作出重要貢獻，歐洲比以前多注意到了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學。第二，從十七世紀以來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學，取得新的勝利，特別是在地質學、生物學和有機化學方面。第三，機器生產深深地改變了社會結構，使人類對自己在關於自然環境方面的能力，有了一種新概念。第四，針對思想、政治和經濟中的傳統體系，在哲學上和政治上出現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對向來看成是顛撲不破的許多信念和制度的攻擊。這種反抗有兩個迥然不同的形式，一個是浪漫主義的，一個是理性主義的。（我是按廣義使用這兩個詞的）。
浪漫主義的反抗從拜倫、叔本華和尼采演變到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理性主義的反抗始於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稍有緩和後，傳給英國的哲學上的急進派，然後在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產生蘇俄這個結果。
德國在知識上的優勢是一個從康德開始的新因素。萊布尼茲雖然是德國人，差不多總是用拉丁文或法文著述，他在自己的哲學上簡直沒受到德國什麼影響。反之，康德以後的德國唯心論也正如後來的德國哲學，深受德國歷史的影響；德國哲學思想中的許多彷彿奇特的東西，反映出一個由於歷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剝奪了它那份當然勢力的精悍民族的心境。
德意志曾經賴神聖羅馬帝國取得了國際地位，但是神聖羅馬皇帝逐漸控制不住他的名義上的臣屬。最後一個有力的皇帝是查理五世，他的勢力有賴於他在西班牙和低地帶的領地。
宗教改革運動和三十年戰爭破壞了德國統一的殘局，留下來許多仰承法國鼻息的弱小公國。十八世紀時，只有一個德意志國家普魯士抵抗法國人獲得了成功；弗里德里希號稱「大王」，就是為這個緣故。但是普魯士本身也沒能夠抵擋住拿破崙，耶拿之戰一敗塗地。普魯士在俾斯麥之下的復興，顯得是恢複阿拉利克、查理曼和巴巴羅撒的英雄的過去。（對德國人來說，查理曼是德國人，不是法國人。）俾斯麥說：「我們不要到卡諾薩去」，這流露出他的歷史觀念。
不過，普魯士雖然在政治方面佔優勢，在文化上卻不及西德意志大部分地區先進；這說明為什麼有許多德國名人，包括歌德在內，不以拿破崙在耶拿的勝利為恨。十九世紀初，德國在文化上和經濟上呈現異常的參差錯雜。東普魯士還殘存著農奴制；農村貴族大多浸沉在鄉陋愚昧當中，勞動者連最初步的教育也沒有。反之，西德意志在古代一部分曾經隸屬於羅馬；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處在法國的勢力之下；它被法國革命軍佔領過，獲得了和法國的制度同樣自由主義的制度。邦主們當中有些人很聰慧，他們在自己的宮廷里模仿文藝復興時代的邦主，作藝術與科學的獎勵者；最著名的例子是魏瑪，魏瑪大公即歌德的恩主。邦主們當然大部分都反對德意志統一，因為這會破壞他們的獨立。所以他們是反愛國的，依附於他們的那些名士有許多人也如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拿破崙是傳布比德意志文化高超的文化的使者。
十九世紀當中，新教德意志的文化逐漸日益普魯士化。弗里德里希大王是個自由思想家和法國哲學的崇拜者，他曾殫精竭力把柏林建成為一個文化中心；柏林科學院有一個知名的法國人穆伯杜依①作終身院長，可是他不幸成了伏爾泰死命嘲笑的犧牲品。弗里德里希的種種努力和當時其他開明專制君主的努力一樣，不包括經濟上或政治上的改革；實際的成績無非是集合了一幫雇來捧場的知識分子。他死之後，文化人大部分又是在西德意志才找得到了。
德國哲學比德國文學及藝術跟普魯士的關係要深。康德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費希特和黑格爾是柏林大學的教授。康德幾乎沒受到普魯士什麼影響；確實，他為了他的自由主義的神學，和普魯士政府還起了糾紛。但是費希特和黑格爾都是普魯士的哲學喉舌，對準備後來德國人的愛國精神與普魯士崇拜合一作出了很大貢獻。在這方面他們所作的事情由德國的大史學家們，特別是蒙森和特萊奇克繼續下去。俾斯麥最後促使德意志民族接受在普魯士之下的統一，從而使德意志文化里國際主義精神較淡的成分獲得了勝利。
在黑格爾死後的整個時期，大部分學院哲學依舊是傳統派的，所以沒多大重要意義。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在英國一直盛行到十九世紀近末尾時，在法國，直到略早些時候為止，它也佔優勢；然後，康德和黑格爾逐漸征服了法國和英國的大學，就各大學裡講專門哲學的教師來說是這樣。不過一般有教養的大眾幾乎沒受到這運動什麼影響，所以這運動在科學家當中沒有多少信徒。那些繼續學院傳統的著述家們——在經驗主義一側有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德國唯心主義一側有洛策、濟格瓦特、布萊德雷和鮑贊克特——沒有一個在哲學家當中完全數得上一流人物，換句話說，他們大體上採納某人的體系，而自己並不能與某人匹敵。學院哲學以前一向和當代最有生氣的思想常常脫節，例如在十六、十七世紀，那時候學院哲學主要仍是經院派的。每逢遇到這種情況，哲學史家就比較少談到教授們，而多涉及非職業的異端者了。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哲學家們大多數把科學與種種和盧梭關聯著的信念結合在一起。愛爾維修和孔多塞在結合理性主義與熱狂精神上可看作是典型。
愛爾維修（1715—71）很榮幸地讓他的著作《精神論》（DeL′Esprit）（1758）遭到了索保恩大學的譴責，由絞刑吏焚毀。邊沁在1769年讀了他的作品，立即下決心一生獻身於立法的原則。他說道：「愛爾維修之於道德界，正如培根之於自然界。因此，道德界已有了它的培根，但是其牛頓尚待來臨。」詹姆士·穆勒在對兒子約翰·斯圖亞特的教育中，把愛爾維修當作典範。
愛爾維修信奉洛克的「心是tabularasa（白板）」的學說，他認為個人之間的差異完全是由於教育的差異：按每個人來說，他的才能和他的道德都是他所受的教導的結果。愛爾維修主張，天才常常出於偶然：假使當年莎士比亞沒有被發覺偷獵，他就會成為一個毛織品商人了。愛爾維修對立法的興趣來自這個學說：青年期的主要教導者是政體及由此而生的風俗習慣。人生來是無知的，卻不是愚鈍的；教育把人弄得愚鈍了。
在倫理學上，愛爾維修是功利主義者；他認為快樂就是善。在宗教方面，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是激烈反教權的人。
在認識論上，他採取洛克哲學的一種簡化講法：「由於洛克的教導，我們知道我們的觀念，從而我們的精神，是賴感官得來的。」他說，身體的感性是我們的行動、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情和我們的社交性的唯一原因。關於知識的價值，他與盧梭意見極不一致，因為他對知識評價非常高。
他的學說是樂觀主義的學說，因為要想使人成為完善的人，只需要有完善的教育。他暗示，假使把教士除掉，完善的教育是容易求得的。
孔多塞（1743—94）的見解和愛爾維修的見解相仿，但是受盧梭的影響比較多。他說，人權全部是由下述這一條真理推出來的：人是有感覺的生物，是可以作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可見人不能夠再分成治者與被治者，說謊者與受騙者。「這種原則，高潔的悉尼為它獻出了生命，洛克把他的名字的威信寄附在它上面，後來由盧梭發揮得更加精嚴。」他說，洛克最先指出了人類認識的限度。他的「方法不久就成為所有哲學家的方法，正是由於把這個方法應用到倫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上，他們終於能夠在這些學問里走了和自然科學幾乎同樣可靠的道路。」
孔多塞非常讚賞美國獨立戰爭。「簡單的常識教導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在大西洋彼岸出生的英國人和在格林尼治子午線上出生的英國人持有完全相同的權利。」他說，美國憲法以人的天然權利為基礎，美國獨立戰爭使涅瓦河到瓜達耳基維爾河的整個歐洲都知道了人權。不過，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比那些指導了美國人的原則更純正、精嚴、深刻」。這些話是當他躲開羅伯斯庇爾的耳目隱匿起來時寫的；不久以後他就被捕下獄了。他死在獄裡，但是死情不詳。
孔多塞是個信仰婦女平權的人。他又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首創者，可是這理論在他講來卻沒有馬爾薩斯講的那些黯澹的結論，因為他的人口論和節育的必要是同時並提的。馬爾薩斯的父親是孔多塞的門徒，這樣馬爾薩斯才知道了人口論。
孔多塞比愛爾維修還要熱狂，還要樂觀。他相信，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普遍流傳，所有的主要弊病不久全會化為烏有。他沒活到1794年以後，也許是他的幸運。
法國的革命哲學家們的學說減低了熱狂性並且大大精嚴化之後，由哲學上的急進派帶到了英國，這派人中邊沁是公認的首領。最初，邊沁幾乎專註意法學；隨著他年紀大起來，逐漸他的興趣擴大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