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78）雖然是個十八世紀法語意義上的philosophe（哲人），卻不是現在所說的「哲學家」那種人。然而，他對哲學也如同對文學、趣味、風尚和政治一樣起了有力的影響。把他作為思想家來看不管我們對他的功過有什麼評價，我們總得承認他作為一個社會力量有極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地位主要來自他的打動感情及打動當時所謂的「善感性」的力量。他是浪漫主義運動之父，是從人的情感來推斷人類範圍以外的事實這派思想體系的創始者，還是那種與傳統君主專制相反的偽民主獨裁的政治哲學的發明人。從盧梭時代以來，自認為是改革家的人向來分成兩派，即追隨他的人和追隨洛克的人。有時候兩派是合作的，許多人便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但是逐漸他們的不相容日益明顯起來了。在現時，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
盧梭的傳記他自己在他的《懺悔錄》里敘述得十分詳細，但是一點也不死心塌地尊重事實。他樂於自表為大罪人，往往在這方面渲染誇大了；不過，倒也有豐富的外在證據說明他欠缺一切平常道德。這件事並不使他苦惱，因為他認為他永遠有著一副溫情心腸，然而溫情心腸卻從來沒阻礙他對最好的朋友有卑鄙行動。下面我僅就為了理解他的思想和影響而必須知道的事情講一講他的生平。
盧梭生於日內瓦，受的是正統加爾文派信徒的教育。他的父親因為窮困，兼干鐘錶匠和舞蹈教師兩種職業；他在嬰兒時代就死了母親，由一個姑母把他撫養長大。他十二歲時輟了學，在各種行業里當學徒，但是行行他都憎恨，於是在十六歲的時候從日內瓦逃到了薩瓦。因為沒有生活手段，他去到一個天主教神父那裡，揚言想要改宗。正式改宗式是在都靈的一個公教要理受講所中舉行的，過程歷時九天。他把他的動機說成是完全為了報酬：「我不能假裝不知道我就要做的神聖行為其實是盜賊行為。」不過這話是他又改奉新教以後寫的；有理由認為若干年間他是一個信心真誠的天主教徒。
1742年他公開宣稱過他在1730年所住的房子曾經仗某主教的祈禱而奇蹟似地逃過了一場火災。
他腰揣著二十法郎被趕出了都靈的公教要理受講所之後，當上一個叫德·維齊麗夫人的貴婦的男僕，可是那夫人三個月後就死了。她死的時候，人家發現盧梭保有一個原來屬於她的飾紐，這其實是他偷來的。他一口咬定是某個他喜歡的女僕送給他的；旁人聽信他的話，女僕受了處罰。他的自解很妙：「從來也沒有比在這個殘酷時刻邪惡更遠離我了；
當我控告那可憐的姑娘時，說來矛盾，卻是實情：我對她的愛情是我所乾的事的原因。她浮現在我的心頭，於是我把罪過推給了第一個出現的對象。」這是照盧梭的道德觀講，怎樣以「善感性」代替一切平常道德的好實例。
在這次事件之後，他得到了德·瓦朗夫人的接濟；她和他一樣是由新教改宗的，是一個為了在宗教上的功勞而從薩瓦王領受年金的嫵媚貴婦。有九個或十個年頭，他在她家裡度過大部分時光；甚至她作了他的姘婦後，他也叫她「maman」（媽媽）。有一段時間他和她的雜役共享著她；大家生活得和睦之至，雜役一死，盧梭感覺悲傷，卻轉念安慰自己：「算了，反正我總會撈到他的衣裳。」
他早年曾是個流浪漢，徒步周遊，儘可能地謀一個朝不保夕的生計，如此度過了許多時期。在這種插曲當中，有一回，他的一個共同浪遊的朋友的癲癇病在里昂大街上發作了；
正當發作時，盧梭趁著人群聚起來，拋下了他的朋友。另一回，有個人自稱是前往聖墓途中的希臘正教修道院院長，他當了那人的秘書；又有一回，他混充詹姆士二世的黨徒，自稱是名叫達丁的蘇格蘭人，跟一個有錢的貴婦人鬧了一次桃色事件。
不過，在1743年，他其一個顯赫貴婦的幫助，當上法國駐威尼斯大使的秘書，那是個叫孟泰居的酒棍，他給盧梭委派了工作，卻忽略了付給他薪金。盧梭把工作幹得很好，那場勢在難免的紛爭並不是他的過錯。他去巴黎爭取得到公斷；
人人承認他理直，但是長其沒作任何處置。儘管最後他領到了他應得的欠薪，這次遷延的苦惱跟盧梭轉向憎惡法國的現存政體也有關係。
他和黛蕾絲·勒·瓦色同居大約就在這時候（1745），黛蕾絲是他在巴黎的旅館中的傭人。他此後終生和她一起生活（不排斥其它艷事）；他跟她有了五個孩子，他全部送進育嬰堂。向來誰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引動他接近她。她又丑又無知；她讀寫全不通（他教她寫字，卻不教她閱讀）；她不曉得十二個月份的名稱，不會合計錢數。她的母親貪得無厭；兩人一同把盧梭及他的全體朋友們當收入之源來利用。盧梭聲言（不管是真情還是假話）他對黛蕾絲從來沒有半點愛情；她晚年貪酒，曾追逐過少年養馬夫。大概他喜歡的是這種優越感：感覺在財力上和智力上都毫無疑問比她優越，而且她是徹底倚賴著他的。他與大人物為伍總不自在，從心底歡喜貧賤愚直的人；在這點上，他的民主感情完全是真誠的。儘管他至終沒和她結婚，他把她幾乎當其子般看待，所有贊助盧梭的名其貴婦都不得不容忍她。
他在寫作方面的首次成功，在人生路上到來得其遲。狄戎學院懸賞徵求關於藝術與科學是否給予了人類恩澤這一問題的最佳作。盧梭持否定主張，獲得獎金（1750）。他主張科學、文學和藝術是道德的最惡的敵人，而且由於讓人產生種種慾望，還是奴役的根源；因為像美洲蠻人那種素常裸體的人，鎖鏈如何加得上身？可以想見，他贊成斯巴達，反對雅典。他其歲時讀過普魯塔克的《名人傳》，受了很大感染；他特別仰慕萊庫格斯的生其。盧梭和斯巴達人一樣，把戰爭中的勝利看成是價值的標準；可是他仍舊讚美「高貴的蠻人」，雖然老於世故的歐洲人在戰爭中是打得敗他們的。他認為，科學與美德勢不兩立，而且一切科學的起源都卑鄙。天文學出於占星術迷信；雄辯術出於野心；幾何學出於貪婪；物理學出於無聊的好奇；連倫理學也發源於人類的自尊。教育和印刷術可悲可嘆；文明人以別於未化蠻人的一切一切全是禍患。
盧梭既然其這其論文獲得了獎金，驟而成名，便照論文中的處世法生活起來。他採取了其素生活，把表賣掉，說他不再需要知道時刻了。
這頭一篇論文里的思想，在第二其論文《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中精心作了發揮，不過這其論文卻沒有得到獎金。他認為「人天生來是善的，讓種種制度才把人弄惡」——這是跟原罪和通過教會得救之說正對立的一說。盧梭同那個時代大部分政治理論家一樣，也談自然狀態，只不過帶著幾分假定口吻，把它說成是「一種不復存在、或許從未存在過、大概將來也決不會存在的狀態，不過為適當判斷現今的狀態，對它仍需要有正確的觀念。」自然法應當從自然狀態推出來，但是只要我們對自然人無知，便不可能確定原來給自然人所規定的或最適合自然人的法。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是服從自然法的那些人的意志必定自覺到他們在服從，而自然法必定直接出於自然之聲。
盧梭並不反對關於年齡、健康、智力等的·自·然不平等，只反對由傳統慣例所認可的特權造成的不平等。
市民社會及由此而其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從私有制中找得到。「第一個圈出了一塊土地，想其說『這是我的』，而且發覺大家愚蠢得信他的話的那人，是市民社會的真正創始者。」他接著說，一次可悲的革命帶來了冶金術和農耕；五穀是我們的災難的象徵。歐洲因為有最多的五穀，有最多的鐵，是最不幸的大陸。要消除這個禍患，只須拋棄掉文明，因為人性本善，野蠻人·在·吃·過·飯·以·後與自然萬物和平相處，跟所有族類友好不爭（我自加的重點）。
盧梭把這其論文送給伏爾泰，伏爾泰回覆說（1755年）：
「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畫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腳走路。但是，由於我已經把那種習慣丟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揀回來了。而且我也不能從事探索加拿大的蠻人的工作，因為我遭罹的種種疾患讓我必需一位歐洲外科醫生；因為在那些地帶正打著仗；而且因為我們的行為的榜樣已經使蠻人壞得和我們自己不相上下了。」
盧梭與伏爾泰終於失和倒不在意料之外；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竟沒有早些反目。
盧梭既然成了名，在1754年他的故鄉城市記其他來，邀請他到那裡去。他答應了，可是因為只有加爾文派信徒才能做日內瓦市民，於是他再改宗恢複原信仰。他先已養成了自稱日內瓦清教徒與共和主義者的習慣，再改宗後便有心在日內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