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優異的人們與他們當時社會的關係，在不同的時代里是非常之不同的。在某些幸運的時代里，他們大體上能與他們的環境調和，——毫無疑問他們要提出他們自己認為是必要的那些改革來，但是他們深信他們的提議是會被人歡迎的；而且即使是世界始終不曾改革的話，他們也不會因此就不喜歡他們自己所處的世界。在另一些時代里，他們是革命的，認為需要號召激烈的變革，但希望這些變革（部分地是由於他們忠告的結果）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實現。又在另一些時代里，則他們對世界是絕望的，他們覺得儘管他們自己知道什麼是必需的，但卻絕沒有可以實現的希望。這種心情很容易陷於一種更深沉的絕望，把地上的生活認為本質上都是壞的，而對好的事物則只能寄希望於來生或者是某種神秘的轉變上。
在某些時代，所有這幾種態度可以在同時為不同的人所採取。例如，讓我們看一下早期的十九世紀。歐德是快活的，邊沁是個改革者，雪萊是個革命者，而李奧巴第則是個悲觀主義者。但在大多數的時期里，偉大的作家們中間卻有著一種流行的格調。在英國，他們在伊麗莎白時代和十八世紀是快活的；在法國，他們約當1750年左右變成了革命的；在德國，自從1813年以後他們是民族主義的。
在教會統治時期，也就是說從公元五世紀至十五世紀，人們在理論上所相信的與在實際上所感覺的之間，是有著一種衝突的。在理論上世界是一個流淚泉，是在受苦受難之中對於來世的一種準備，但是在實際上則作家們（他們幾乎全都是教士）又不免對於教會的權勢感到高興；他們有機會從事於許多他們認為是有用的那種活動。因此他們具有著統治階級的心理，而不是那種覺得自己是在逃亡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人們的心理。這就是貫穿著整個中世紀的那種奇怪的二元論的一部分，這種二元論是由於下列事實造成的，即教會雖然是基於出世的信仰但又是日常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種制度。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準備開始於希臘化的時期，並且是與城邦的衰頹相聯繫著的。希臘的哲學家們，下迄亞里士多德為止，儘管他們可以埋怨這埋怨那；但在大體上對於宇宙並不絕望，也不覺得他們自己在政治上是無能的。他們有時候可以是屬於失敗了的政黨，但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失敗也只是由於衝突中的機緣所致，而不是由於有智慧的人之任何不可避免的無能為力。甚至連那些象畢達哥拉斯或者在某種心情之下的柏拉圖那樣地鄙棄現象世界而力求逃避於神秘主義的人，也都有著要把統治階級轉化成為聖賢的具體計畫。但當政權轉到馬其頓人手裡的時候，希臘的哲學家們就自然而然地脫離了政治，而更加專心致意於個人德行的問題或者解脫問題了。他們不再問：人怎樣才能夠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問：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有德；或者，在一個受苦受難的世界裡，人怎樣才能夠幸福？當然這種變化僅僅是程度上的變化；這樣的問題在以前也曾被人提出來過，並且後期的斯多葛派有一個時期也是關懷政治的，——但關懷的是羅馬的政治而非希臘的政治。然而這個變化卻仍然是一場真實的變化。除了羅馬時期斯多葛主義在一定限度上而外，凡是那些認真思想、認真感受的人們的觀點都日益變得主觀的和個人主義的了；直到最後，基督教終於帶來了一套個人得救的福音，這就鼓舞了傳教的熱誠並創造了基督教教會。在這以前，始終沒有過一種制度是可以讓哲學家們全心全意地安身立命的，因而他們對權勢的合法的愛好心就沒有適當的出路。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作為人而論，就要比那些生活於城邦仍然能夠鼓舞其忠誠的時代的人們，具有更大的局限性。他們仍然思想，因為他們不能不思想；但是他們幾乎並不希望他們的思想在實際世界裡會產生什麼效果。
有四派哲學大約都是在亞歷山大的時代建立起來的。最有名的兩派，即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是我們後兩章的主題；在本章中我們將要討論犬儒派和懷疑派。
這兩個學派中的前一派出自（通過它的創始人狄奧根尼）安提斯泰尼；他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約長於柏拉圖二十歲。安提斯泰尼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其有似於托爾斯泰。直到蘇格拉底死後，他還生活在蘇格拉底貴族弟子們的圈子裡，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非正統的徵象來。但是有某種東西——或者是雅典的失敗，也許是蘇格拉底之死，也許是他不喜歡哲學的詭辯——卻使得他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鄙棄了他從前所重視的東西。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願意要任何東西。他結交工人並且穿得和工人一樣。他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於自然」，並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他的弟子們（如果他本人不曾）譴責奴隸制。他並不是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者，但是他鄙棄奢侈與一切人為的對感官快樂的追求。他說「我寧可瘋狂也不願意歡樂」。安提斯泰尼的名聲被他的弟子狄奧根尼蓋過了，狄奧根尼「是歐濟尼河上西諾普地方的青年，最初他［安提斯泰尼］並不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曾因塗改貨幣而被下過獄的不名譽的錢商的兒子。安提斯泰尼命令這個青年回家去，但是他絲毫不動；他用杖打他，他也一動不動。他渴望智慧，他知道安提斯泰尼可以教給他智慧。他一生的志願也是要做他父親所做過的事，要塗改貨幣，可是規模要大得多。他要塗改世上流行的一切貨幣。每種通行的印戳都是假的。人被打上了將帥與帝王的印戳，事物被打上了榮譽、智慧、幸福與財富的印戳；一切全都是破銅爛鐵打上了假印戳罷了。」他決心象一條狗一樣地生活下去，所以就被稱為「犬儒」，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象犬一樣」。他拒絕接受一切的習俗——無論是宗教的、風尚的、服裝的、居室的、飲食的、或者禮貌的。據說他住在一個桶里，但是吉爾柏特·穆萊向我們保證說這是個錯誤：因為那是一個大瓮，是原始時代用以埋葬死人的那種瓮。他象一個印度托缽僧那樣地以行乞為生。他宣揚友愛，不僅僅是全人類之間的友愛，而且還有人與動物之間的友愛。甚至當他還活著的時候，他的一身就聚集了許多的傳說。盡人皆知，亞歷山大怎樣地拜訪過他，問他想要什麼恩賜；他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光」。狄奧根尼的教導，一點也沒有我們現在所稱之為「玩世不恭」的（「犬儒」的）東西，——而是恰好與之相反。他對「德行」具有一種熱烈的感情，他認為和德行比較起來，俗世的財富是無足計較的。他追求德行，並追求從慾望之下解放出來的道德自由：只要你對於幸運所賜的財貨無動於衷，便可以從恐懼之下解放出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學說在這一方面是被斯多葛派所採用了的，但是他們並沒有追隨著他摒絕文明的歡樂。他認為其羅米修斯由於把那些造成了近代生活的複雜與矯揉造作的技術帶給了人類，所以就公正地受到了懲罰。在這一點上他有似於道家、盧梭與托爾斯泰，但是要比他們更加徹底。
雖然他是亞里士多德同時代的人，但是他的學說在品質上卻屬於希臘化的時代。亞里士多德是歡樂地正視世界的最後一個希臘哲學家；從他而後，所有的哲學家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而具有著一種逃避的哲學。世界是不好的，讓我們學會遺世而獨立吧。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們都是幸運的賜予，而不是我們自己努力的報酬。唯有主觀的財富——即德行，或者是通過聽天由命而得到的滿足——才是可靠的，因此，唯有這些才是有智慧的人所要重視的。狄奧根尼本人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但他的學說卻正象希臘化時代所有的學說一樣，乃是一種投合於勞苦倦極的人們的學說，失望已經摧毀了這些人的天賦的熱忱了。這種學說除了對於強有力的罪惡是一種抗議而外，當然絕不是一種可以指望促進藝術或科學或政治或任何有用的活動的學說。
看一下在犬儒學派普及之後，他們的學說變成了什麼樣子，是饒有趣味的。公元前三世紀的早期，犬儒學派非常風行，尤其是在亞歷山大港。他們刊行了短篇的說教，指出沒有物質財產是多麼地輕鬆，飲食簡樸可以是多麼地幸福，怎樣在冬天不必穿昂貴的衣服就可以保持溫暖（這在埃及也許是真的！），對自己的家鄉依依不捨或者悲悼自己的孩子或朋友的死亡又是何等之愚蠢。這些通俗化的犬儒學者之中有一個叫做德勒斯的說：「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著的我自己，並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么？」在這一點上我們很難對於這種單純生活感到任何的同情，它已經變得太單純了。我們懷疑是誰高興這種說教，是希望把窮人的苦難想像成僅僅是幻想的那些富人呢？還是力圖鄙視獲得了成功的事業家們的那些新的窮人呢？還是想使自己相信自己所接受的恩賜是無關重要的那些阿諛獻媚者呢？德勒斯對一個富人說：「你慷慨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