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柏拉圖對於後代所起的影響尤其來得大。我這樣說有兩個原因：第一，亞里士多德本人就是柏拉圖的產兒；第二，基督教的神學和哲學，至少直迄十三世紀為止，始終更其是柏拉圖式的而非亞里士多德式的。因此在一部哲學思想史里就有必要對於柏拉圖，以及在較少的程度上對於亞里士多德，處理得要比他們的任何一個先行者或後繼者都更為詳盡。
柏拉圖哲學中最重要的東西：第一，是他的烏托邦，它是一長串的烏托邦中最早的一個；第二，是他的理念論，它是要解決迄今仍未解決的共相問題的開山的嘗試；第三，是他主張靈魂不朽的論證；第四，是他的宇宙起源論；第五，是他把知識看成是回憶而不是知覺的那種知識觀。然而在討論這些題目以前，我要就他的生活環境以及決定了他政治的和哲學的見解的那些影響說幾句話。
柏拉圖生於公元前428-7年，即伯羅奔尼蘇戰爭的最初年代。他是一個很優裕的貴族，與三十僭主統治時期所牽涉的許多人物都有關係。當雅典戰敗時，他還是一個青年；他把失敗歸咎於民主制，他的社會地位和他的家庭聯繫是很容易使他鄙視民主制的。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對蘇格拉底懷有深厚的敬愛；而蘇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處了死刑的。因此，他之轉向斯巴達去尋求他的理想國的影子，是不足為奇的事。柏拉圖有本領善於粉飾那些偏狹的議論，使之足以欺騙後世；後世都在讚美著他的《國家篇》，卻從未查覺到他的議論裡面究竟包含的都是什麼。頌揚柏拉圖----但不是理解柏拉圖----總歸是正確的。這正是偉大人物們的共同命運。我的目標則恰好相反。我想要理解他，但對他卻很少敬意，就好象他是一個現代的英國人或美國人而在宣傳著極權主義那樣。柏拉圖所受的那些純哲學的影響，也註定使他會偏愛斯巴達的。這些影響，大致說來，就是：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蘇格拉底。
從畢達哥拉斯那裡（無論是不是通過蘇格拉底），柏拉圖得來了他哲學中的奧爾弗斯主義的成份，即宗教的傾向、靈魂不朽的信仰、出世的精神、僧侶的情調以及他那洞穴的比喻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還有他對數學的尊重以及他那理智與神秘主義的密切交織。
從巴門尼德那裡，他得來了下列的信仰：實在是永恆的、沒有時間性的；並且根據邏輯的理由來講，一切變化都必然是虛妄的。
從赫拉克利特那裡，他得來了那種消極的學說，即感覺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永久的。這和巴門尼德的學說結合起來，就達到了知識並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僅只是由理智獲得的這一結論。這一點又反過來和畢達哥拉斯主義密切吻合。
從蘇格拉底那裡，他或許學到了對於倫理問題的首要關懷，以及他要為世界尋找出目的論的解釋而不是機械論的解釋的那種試圖。"善"之主導著他的思想，遠甚於"善"之主導著蘇格拉底前人的思想，而這一事實是很難不歸之於蘇格拉底的影響的。
所有這一切又是怎樣和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相聯繫著的呢？
首先：「善"與"實在"都是沒有時間性的，最好的國家就是那種由於具有最低限度的變動與最大限度的靜止的完美、從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樣本的那種國家，而它的統治者則應該是最能理解永恆的"善"的人。
其次：柏拉圖象一切神秘主義者一樣，在他的信仰里也有一種確實性的核心，而這種確實性在本質上除了依靠一種生活方式而外，是無法與人相通的。畢達哥拉斯派曾經力圖為入門者訂立一條規矩，而這歸根結底正是柏拉圖所想望的。如果一個人要做一個好政治家，他就必須知道"善"；而這一點又惟有當他結合了知識的訓練與道德的訓練，才能做得到。如果允許不曾受過這種訓練的人蔘預政府的話，他們將會不可避免地敗壞政治。
第三：按照柏拉圖的原則來造就一個好的統治者，就需要有很多的教育。在我們看來，堅持要以幾何學教給敘拉古的僭主小狄奧尼修斯以便把他造就成一個好國王的這種事情，似乎是不智之舉；但是從柏拉圖的觀點說來，這卻是最本質的東西。在認為沒有數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的這一點上，他是一個十足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者。這種觀點就蘊涵著寡頭政體。
第四：柏拉圖，和絕大多數的希臘哲學家相同，認為閑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條件；因此智慧就不能求之於那些為了生活而不得不從事勞動的人們，而只能求之於那些享有獨立的生活資料的人們，或者是那些由國家來負擔因而不必為生活擔憂的人們。這種觀點本質上是貴族的。
以柏拉圖和近代思想作對比時，就會出現兩個一般性的問題，第一個是：有沒有"智慧"這樣一種東西？第二個是：假定有這樣一種東西，那末能不能設計出一種憲法可以使它具有政治權力？
上述這種意義的"智慧"就不會是任何一種特殊的技能了，比如說一個鞋匠、或醫生、或軍事家所掌握的技能。它必須是比這些技能更為一般化的東西，因為這種智慧的掌握是被認為能夠使人有智慧地治理國家的。我以為柏拉圖會說，智慧就在於對於"善"的知識；並且他還會以蘇格拉底的學說來補充這個定義，那就是，沒有人會有意地要犯罪，因而凡是知道什麼是善的人就會做出正當的事情來。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觀點似乎是遠離現實的。我們會更加自然地說，各種分歧的利益是存在著的，因而政治家應該力求達到最為可行的妥協。一個階級或一個民族的成員可以有共同的利益，但它卻時常和別的階級或別的民族的利益相衝突。毫無疑問，也存在著某些人類全體一致的利益，但這些利益卻不足以決定政治的行動。也許它們將來有一天會如此，但是只要還存在著各個主權國家，就絕不可能如此。並且即使是到了那時候，追求普遍利益最感困難的地方也會在於，怎樣才能從各種互相敵對的特殊利益之中求得妥協。
但是，縱使我們假設有"智慧"這樣一種東西，那末是不是就有任何一種憲法形式可以把政府交到有智慧的人的手裡去呢？很明顯的，多數人（例如全體會議之類）是可以犯錯誤的，而且事實上也確乎犯過錯誤。貴族政體並不常常是有智慧的，而君主則總是愚蠢的；教皇儘管有著不可錯誤性，卻曾鑄成過許多嚴重的錯誤。有沒有任何人主張把政府交給大學畢業生，或者甚至於交給神學博士呢？或者是交給那些出生窮困、但發了大財的人們呢？十分明顯，實際上是並不會有任何一種法定選擇的公民能夠比全體人民更有智慧的。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適當的訓練而獲得政治智慧的。但是問題跟著就來了：什麼是適當的訓練？而這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有黨派性的問題。
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來而把政府交託給他們，這個問題乃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便是要擁護民主制的最終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