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曾考察過的前蘇格拉底時期的那些偉大的體系，在公元前五世紀後半葉就遭到了懷疑運動的反對，懷疑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的領袖普羅泰戈拉。「智者」這個字原來並沒有壞意思；它指的差不多就是我們所說的「教授」。一個智者是一個以教給青年某些事物為生的人，這些事物被人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是對青年有用的。既然當時還沒有這類教育的公共設施，所以智者們就只教那些自備束脩的人或者是由家長出束脩的人。這就傾向於給他們以某種階級的偏見，而當時的政治局面又更加強了這種偏見。在雅典和許多別的城市，在政治上民主制獲得了勝利，但是對於削減那些屬於舊貴族世家的人們的財富方面卻毫無成績。體現出來我們心目中所謂希臘文化的，大體上都是富人：他們有教育、有閑暇，遊歷把他們的傳統偏見的稜角給磨掉了，他們消耗於論辯的時間又磨練了他們的機智。所謂民主制，並沒有觸動使富人無需壓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他們的財富的那個奴隸制度。
然而在許多城市裡，尤其是在雅典，較窮的公民們對於富人有著雙重的仇視，一是嫉妒，二是傳統心理。富人———常常很正當地——被人認為是不虔敬的和不道德的；他們在顛復著古代的信仰並且也許還試圖摧毀民主制。於是就形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制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的互相結合，而文化上的革新者們則傾向於政治上的反動派。近代的美國也存在著多少相同的情況，在美國作為主要的天主教組織的塔曼尼派努力保衛傳統的神學與倫理的教條而反對啟蒙運動的進攻。但是美國的啟蒙者在政治上要比雅典的啟蒙者軟弱得多，因為他們沒有能夠與財閥政治一片建立共同的目標。然而那裡有一個重要的高等知識階級是從事於保衛財閥政治的，那就是公司法律顧問階級。在有.幾.方面，他們的作用非常有似於智者們在雅典所起的那種作用。
雅典的民主政治雖然由於不包括奴隸和女人而有著嚴重的局限性，然而在有些方面，要比任何近代的體制都更為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是由抽籤選出來的，並且任職的時期很短；因而他們都是普通的公民，就象我們的陪審員那樣，他們有著普通公民們所特有的偏見，並且缺乏職業性的氣味。一般說來，總是有許多的法官在聽案。原告人與辯護人，或者起訴者與被告，都是親自出席的，而不是由職業的律師出席。十分自然地，勝敗大部分要取決於演說時能打動群眾偏見的那種技巧。雖然一個人必須親自發言，但是他可以雇一個專家替他寫發言稿，或者是象許多人所喜歡的那樣，可以花錢去學習那種在法庭上獲勝所必需的技術。智者們就被公認是教給人以這種技術的。
雅典歷史上的白里克里斯時代，非常有似於英國史上的維多利亞時代。雅典是富強的，不大受戰爭的干擾，並且具有一部由貴族所執行的民主憲法。在談到阿那克薩哥拉時，我們已經看到有一個反對白里克里斯的民主反對派逐漸地積蓄了力量，並且逐一地攻擊他的朋友們。伯羅奔尼蘇戰爭爆發於公元前431年；雅典（和許多其他地方一道）遭到大疫的襲擊；為數曾經約達230，000的人口便大大地減少了，並且永遠再也沒有恢複到它原來的水平（柏里：《希臘史》卷Ⅰ，444頁）。白里克里斯本人於公元前430年被免除將軍的職務，並且被一個由150名法官所組成的法庭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而判處罰款。他的兩個兒子都死於大疫，他本人也於次年（429）死去。斐狄阿斯和阿那克薩哥拉都被判罪；阿斯巴西亞被控為不虔敬而且治家無方，但是被赦免了。
在這樣一種社會裡，很自然的那些容易遭民主派政治家仇視的人們就會希望掌握辯論的技術。儘管雅典人慣好迫害，但是在有一點上卻遠不象近代美國人那樣狹隘，因為那些被指控為不虔敬與敗壞青年人的人們還可以出席為自己申辯。這就說明了智者們何以受到一個階級的歡迎而不受另一個階級的歡迎；但是在他們自己的心目里總以為他們並非是為個人的目的而服務，而且他們之中確乎有很多人是真正從事於哲學的。柏拉圖對他們極盡詆毀謾罵的能事，但是我們不能用柏拉圖的論戰來判斷他們。在他較輕鬆的語調里，讓我們從《攸狄底姆斯篇》中引下列一段文章，文中說有兩個智者狄奧尼索多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一個名叫克里西普斯的頭腦簡單的人。狄奧尼索多拉斯說：
你說你有一條狗嗎？
是呀，克里西普斯說，有一條惡狗。
他有小狗嗎？
是呀，小狗們和他一個樣。
狗就是他們的父親嗎？
是呀，他說，我看見了他和小狗的母親在一起。
他不是你的嗎？
他確乎是我的呀。
他是一個父親，而且他又是你的；所以他就是你的父親，而小狗就是你的兄弟了。
從較為嚴肅的語調里，我們可以引題名為《智者》的一篇對話。這是一片以智者做為一個例子而對定義進行邏輯的討論的對話。我們目前暫不討論這一片的邏輯，關於這一篇對話我想要提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他最後的結論。
「製造矛盾的技倆出自於一種不真誠的、誇大的模仿，是屬於由影象製造而產生的那類假象製造的，其特點是屬於人為的而非神明的創造的一部分，它表現為一種曖昧的玩弄詞句；——老實說，可以指出為真正智者的血脈淵源的，就是如此。」（康福特的譯文）
有一個關於普羅泰戈拉的故事，這個故事無疑是杜撰的，但卻可以說明人民心目之中智者與法庭的關係。據說普羅泰戈拉教過一個年青人，規定這個年青人如果在第一次訴訟里就獲得勝利，才交學費，否則就不交。而這個青年人的第一次訴訟就是普羅泰戈拉控告他，要他交學費。
然而現在讓我們撇開這些序幕，來看一看我們關於普羅泰戈拉真正知道哪些事情。
普羅泰戈拉約當公元前500年生於阿布德拉，德謨克里特就是來自這個城的。他兩次訪問過雅典，第二次的訪問不會遲於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3年他為徒利城編訂過一部法典。有一種傳說說他被控為不虔敬，但這似乎是靠不住的，儘管他寫過一本《論神》的書，這本書一開頭就說：「至於神，我沒有把握說他們存在或者他們不存在，也不敢說他們是什麼樣子；因為有許多事物妨礙了我們確切的知識，例如問題的晦澀與人生的短促。」」他的第二次訪問雅典，柏拉圖曾在《普羅泰戈拉》一篇中有過多少帶點諷刺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並且很認真地討論了他的學說。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於他的學說，即「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這個學說被人理解為指的是每個人都是萬物的尺度，於是當人們意見分歧時，就沒有可依據的客觀真理可以說哪個對、哪個錯。這一學說本質上是懷疑主義的，並且其根據的基礎是感覺的「欺騙性」。
實用主義的三位創始人之一，費·坎·斯·席勒就習慣於自稱是普羅泰戈拉的弟子。這一點我想是因為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里提示過（作為對普羅泰戈拉的一種解釋），一種意見可能比另一種意見更好一些，但不一定是更真一些。例如一個人有黃膽病的時候，看起一切東西來都是黃的。說這些東西實際上並不是黃的而是一個健康人眼裡所看到的那種顏色，這種說法是沒有意義的；然而我們可以說，既然健康要比疾病好一些，所以健康人的意見就比黃膽病人的意見好一些。這種觀點顯然是非常有似於實用主義的。
不相信有客觀的真理，就使得大多數人在實際的目的方面成為了自己究竟應該相信什麼的裁判者。因此普羅泰戈拉就走上了保衛法律、風尚和傳統道德的路上去。雖說我們已經提到過，他並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他還是確信應當崇拜神。對於一個其理論上的懷疑主義既很徹底而又邏輯的人來說，這種觀點顯然是正確的觀點。
普羅泰戈拉的壯年就過著一種周遊於希臘各個城邦不斷講學的生活，他收費教「想要獲得實際的效率與更高的精神教養的任何人」。（策勒爾書，第1299頁）。柏拉圖反對———並且按近代的觀念來說多少是有點擺架子——智者們教書要收錢的辦法。柏拉圖自己有著相當的私人財產，顯然他不能體會那些沒有他那種好運氣的人們的需要。奇怪的是近代的教授們，他們雖找不出拒絕薪給的理由，然而也一再地重複著柏拉圖的這種挑剔。
然而另外有一點是智者與當時大多數的哲學家們所不同的。除了智者們之外，通常一位老師總是創建一座學校，學校多少具有一種兄弟會的性質，多少有著一定的共同生活，往往有些類似於一種僧院的規矩，並且常常有一種不公開宣布的秘密學說。凡在哲學是起於奧爾弗斯主義的地方，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智者們中間，一點也沒有這些東西。他們所教的東西，在他們心目中是與宗教或德行是不相干的。他們教辯論術，以及有助於這種技術的其他一切知識。大致說來，他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