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書記略
巴金《家》世紀百強第八。據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巴金小說全集》第四卷一九九三年正體版校書。
想對《家》寫作的背景和過程有較完整的了解，可參考書後的附錄二（關於《家》（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
作者簡介
巴金（一九○四年—二○○五年），本名李堯棠，字芾甘，中國四川成都人。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被譽為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主要筆名「巴金」源自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同學巴枯寧，以及這位同學自殺身亡時，巴金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將此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為筆名。巴金著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火》（共三部）、及《寒夜》。此外，尚有為近百本的中篇集、短篇集、散文集、譯作、傳記與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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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總序
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①，曾經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生活本身就是悲劇。」
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悲劇。它是一場「搏鬥」。我們生活來做什麼？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有這生命？羅曼．羅蘭的回答是「為的是來征服它」②。我認為他說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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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Louise Maude的英譯本。
②見羅曼．羅蘭的法國大革命劇本《愛與死的搏鬥》。
我有了生命以來，在這個世界上雖然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個寒暑，但是這短短的時期也並不是白白度過的。這期間我也曾看見了不少的東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是我並不孤獨，並不絕望。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盪，在創造它自己的道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
這激流永遠動盪著，並不曾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它也不能夠停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裡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痛苦。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騰的激流，具著排山之勢，向著唯一的海流去。這唯一的海是什麼，而且什麼時候它才可以流到這海裏，就沒有人能夠確定地知道了。
我跟所有其餘的人一樣，生活在這世界上，是為著來征服生活。我也曾參加在這個「搏鬥」裡面。我有我的愛，有我的恨，有我的歡樂，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並沒有失去我的信仰：對於生活的信仰。我的生活還不會結束，我也不知道在前面還有什麼東西等著我。然而我對於將來卻也有一點概念。因為過去並不是一個沉默的啞子，它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在這裡我所要展開給讀者看的乃是過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圖畫。自然這裡只有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我們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構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動盪了。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但是讀者自己可以在裡面去找它。
有人說過，路本沒有，因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條路。又有人說路是有的，正因為有了路才有許多人走。誰是誰非，我不想判斷。我還年輕，我還要活下去，我還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會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
巴金 一九三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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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只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裏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麼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制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裏，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裏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洩，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裏，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裏，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義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 Sacco）和樊宰底（B. 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裡面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裡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裏，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面（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面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裡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裏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徵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瞭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穫。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儘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