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律師、縣長和其他官員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師要求縣長延期開審。但是我反對，要求縣長不延期，因為我要供認，我違背離開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讀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如下：「經法庭准許，我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說明我為什麼採取極為嚴重的步驟，看起來似乎是違背了根據刑法第144條所發的命令。在我看來，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見有分歧的問題。我到這裡來的動機，是要為人道和國家服務。我是應一個緊急的請求到這裡來幫助農民的。據他們說，他們受著靛青種植園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這個問題，我就不能對他們進行任何幫助。因此我到這裡來，如果可能的話，想在政府和種植園主的幫助下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沒有其他的動機，也不相信我到這裡來會擾亂公眾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損失。我自問在這類事情上是有過不少經驗的。然而地方政府卻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諒解他們的苦衷，也很了解他們只能根據他們所得到的情報來辦事。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應該是遵從政府對我發的命令。但是我要是這樣做，就不能不違反我對那些請我到這裡來的人的責任感。我覺得我現在只有留在他們當中才能幫助他們。因此我不能自動地引退。在這兩種責任的衝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離開他們的責任歸於政府。我充分意識到這件事實，就是在印度的公眾生活中，具有象我這種地位的人，應該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則。我深信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這樣複雜的體制中，猶如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一樣，一個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榮譽的做法，就是，做我所決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從的處分，而不提出抗議。
「我冒昧作這個聲明，並不是希望我應得的處分有所減輕，我只是說明我所以違背命令並非不尊重合法的當局，而是要服從我們生活中更高的法則，那就是良心的呼聲。」
現在再沒有延期開庭的理由了，然而由於縣長和政府律師都感到出乎意外，縣長即宣布延期判決。同時我則把詳情電告總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馬丹穆罕·馬拉維亞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決以前，縣長送來一份書面通知，說省督已下令將我的案子撤銷，而收稅官 也寫信告訴我，說我可以自由進行擬議中的調查，而且還可以從政府官員那裡得到我所需要的幫助。我們誰也沒有料到這件事會得到這麼迅速而令人滿意的結果。
我去拜會收稅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個好人，熱心於主持公道。
他告訴我，我需要什麼文件，都可以到他那裡去調閱；如果我想找他，隨時都可以去。
印度就這樣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從運動的實際教訓。地方上和報紙上都在紛紛議論這件事，而我的調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傳。
我的調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這次調查不需要新聞記者或報紙上的社論加以贊助。
三巴朗的局勢實在是極其複雜而困難的，所以過分的批評或色彩太濃的報道，都容易破壞我所希望做的事情。於是我便寫信給各主要報紙的主筆，請他們不必派記者來，因為凡是應當登載的東西，我一定給他們送去，讓他們隨時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許我住在三巴朗的態度，是當地種植園主所不喜歡的，我也知道，就是那些當官的，雖然他們不敢公開說什麼，也是不高興的。所以不正確或令人誤解的報道更加容易刺激他們，而他們的忿怒當然不會向我發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憐的戰戰兢兢的農民發泄，而這就會嚴重地阻礙我為這件案子尋求事實的工作。
儘管我預先有些警戒，種值園主還是發動了一股惡毒攻擊我的逆流。報紙上充滿了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種種污衊。然而我的極度謹慎和堅持真理、絲毫不苟的態度，使他們不得不轉變他們的鋒芒。
種植園主對於布拉茲吉索爾巴布的攻擊，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他們攻擊得越厲害，人民越發欽敬他。
在這樣一種複雜的局面下，我認為邀請別省的領袖到這裡來是不適當的。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給我保證說，無論我什麼時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聲就可以了，可是我沒有麻煩他。我這樣地避開了這次鬥爭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爾也給那些領袖們和主要的報紙寄一些報告去，不過只供他們參考，並不打算髮表。我看出了這樣一個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們給它加上政治色彩，就會壞事，如果我們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於這件事情。三巴朗的鬥爭證明了這個事實，就是凡是在任何方面給人民以無私的援助，最後總是在政治上有助於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