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莽林躍出

暴雨在五月一日午後兩點罩頂落下,先把我的尼龍傘砸得百孔千瘡。當我將傘扔進波濤洶湧的馬拉尼翁河,任其迅速覆沒的剎那,才猛然發現:捶打在頭髮上的雨水已經浸透了我整個身體,沁入肌肉和骨髓,並且從我的腳掌底部滲了出去。這是我進入南美熱帶雨林的第一天,亞馬桑河正肆無忌憚地對我展開神祕而狂暴的侵略。

我的嚮導卡瓦達這時微露巨齒,笑了。他兩天前就警告過我:傘沒有用。當時我們正在祕魯首都利馬晴朗的陽光下等候上山的吉普車。他認為我帶了太多的廢物——照相機、羅盤、左輪手槍、小瓦斯爐、茶葉、書籍、收音機和雨傘。卡瓦達只對望遠鏡和一瓶白花油有興趣;他用望遠鏡看安地斯山,把白花油倒進嘴裡細細品嘗,然後慢條斯理地安慰我:「上一次的美國人比你帶得還多。」那個美國人帶了六顆手榴彈,原本要對付鱷魚的,結果沒來得及用,人卻在睡夢中被一票螞蝗給榨乾了。厄瓜多、玻利維亞和祕魯的報紙都刊出了這個探險者的故事,人們把他當成一則悲慘的笑話。老實說,我難免擔心自己會像那個貪婪的美國尋寶人一樣,被各式各樣人類尚無以名之的毒蟲猛獸輕率地毀滅掉。然而我也隱約相信:老天爺仍舊統有地球的這半邊,祂該會保祐我的;畢竟我是第一個跨進亞馬桑河源流區域的善良中國人,對狂野的大自然心存敬畏。無論以待客之道或感物之情而言,這片原始森林都沒有理由像吞噬一把雨傘般吞噬我。

「我們不能找個地方避雨嗎?」我對卡瓦達和他那條擁有非洲土狼血統的癩子狗說。他們不約而同地衝我搖搖頭。這時我已經置身於大陸分水嶺東側的馬拉尼翁河谷地,和全世界之間隔著一座海拔一萬六千呎的安地斯山。或許是雨水灌進了腦子,使我的孤寂感更加汪洋一片,我開始零亂地回想著臺北的一些事物。這種可以名之為懷鄉的情緒只有讓我覺得自己分外遙遠。因為有好些人物、事件和東西的影像或名稱在浮掠而過的瞬間只留下一些非常模糊的輪廓,有如被雨水浸泡沖刷之後褪色消失。我甚至怎麼也想不起來:預付了一大筆稿費,讓我撰寫亞馬桑遊記的報社的名字。

比起爾後多日以來的旅行見聞,這種足以砸得人喪失記憶的大雨,其實是沒有資格列入遊記之中的。然而我隱然相信:這場雨是一個完整的象徵;它象徵著亞馬桑河流域無所不在,也無孔不入的侵略本質——是的,亞馬桑的侵略性已經強烈到摧毀人類記憶的地步。

卡瓦達似乎也忘記了他在利馬機場向我毛遂自薦、擔任莽林嚮導時謙卑有禮的好模樣。雨停之後,他啜飲著我的白花油,咂兩下嘴,一面環視著四周氣生植物的糾絞植叢,滿臉神祕和神氣地說:「也是來找斐波塔度的吧?」我實在不想搭理一個眼睛望著旁處和我說話的人,可是他的話又的確勾起了我的好奇:「斐波塔度?那是什麼?」卡瓦達這才回臉瞧我,瞳仁裡閃著像癩子狗一樣猶疑又詭異的晶光:「哈!你們都會這麼說——『斐波塔度?那是什麼?』哈!」他笑著,擂了我的肩膀一拳,逕直朝一處光線微弱的林床深處走去;那裡是一株早已將寄主樹纏榨枯萎的絞榕,枝叉上有兩尾巴西蝮蛇正在交媾,其中一尾的嘴裡還塞著隻短尾額猴的下半身,額猴脹得血紅的臉扭曲成人臉的模樣,發出和卡瓦達一樣的「哈!哈」的笑聲。

我曾經在臺北的戲院裡為Indiana Jones的冒險電影陶醉良久。然而一旦真的身在密林,我卻不得不把寶藏童話和活生生血淋淋的險惡環境分清楚。斐波塔度有可能是一部價值連城的財貨、一件考古藝術的極品,也可能是某一原始民族失落已久、擁有無上尊榮的權力象徵。它確實激盪起我的好奇和貪慾,(如果我一腳把它從半尺深的腐籐敗葉中踢了出來,該有多麼巧?)但是我寧可在最短的時間裡把這個名字忘掉,因為就在我舉腳踢向一堆落葉的時候,一隻比烏龜還大的蟑螂振翼而起,沙啪沙啪地繞著我的脖子飛了兩圈。我清楚地看見牠從下腹部噴出一道凝結尾也似的白色蛋霧。數以百計的蟑螂蛋黏在我的頭、臉和肩膀上。卡瓦達只是淡然地說:「那些蛋會招螞蟻,不弄乾淨的話,你到明天早上就變成一堆骨頭了——而且頭骨在樹上,腿骨在地洞裡,還有肋骨……」他聳聳肩,做了個消失的手勢。「聽著,卡瓦達!」我抽出柴刀刮掉衣領上的蟲卵,氣虎虎地說:「這裡不是你的地盤,我也不想冒犯這個地方,你不必嚇我!」卡瓦達立刻點頭欠身,一副認錯的模樣,但是我從他那轉瞬即逝的歉容深處發現:他根本把我的話當放屁。

在此後將近三哩的行程中,我們沒有交談一句話。我專心地拍照並筆記任何可以成為寫作材料的事物,偶爾作一點寫生,以及為林中那些丮𪄳鷎、鸚鵡、水鼠甚至蚊子所發出的聲響錄音。一切似乎平靜而順利,我已經可以在腦海中經營出一篇內容豐富的遊記的龐大架構。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即將抵達伊基吐斯,在那裡,自安地斯山麓奔流而下的馬拉尼翁河和烏卡利亞河正式匯流成亞馬桑河。至於接下去的兩千三百餘哩航程,我應該擔心的恐怕只有底片和錄音帶的補充問題了。

像這樣令人愉悅又興奮的想像並沒有持續太久。天色沉了下來,所有的景物都在最深最濃的黑暗中逼近到讓人無法辨認,以至於窒息的距離。聲音也一樣,它們不再像白晝時那樣,來自枝頭、樹穴或林冠之間,反而彷彿是從耳膜內部和脊椎裡面戛然躍出的。

我依然盯著卡瓦達和癩子狗的腳步,聽他們踩踏植物的動作,可是我的眼睛和耳朵再也不能和先前一樣,接觸或認識整個的環境,唯一還可以派得上用場的感官卻是我的鼻子。

我一輩子也不能用照相機、拍紙簿和錄音帶去捕捉的氣味——地衣的氣味、苔蘚的氣味、鳳梨花的氣味和巨型蕨樹的氣味——幾乎像嘈雜的人群般排山倒海地迎來。有時我甚至相信:我聞到哺乳動物殘留的屎尿上爬過一條蝮蛇的氣味。「有蛇!」我叫道:「卡瓦達!這附近有很多蛇。」話一出口我才從手電筒的光柱裡看見:癩子狗正得意地叼著一條槍頭蛇,使勁兒搖尾巴。卡瓦達看看我,又瞧瞧狗,說:「這是晚飯時間——再走半哩,我們到馬特拉那裡就可以吃晚飯了。」

我只知道馬特拉.聖塔利安是個巴西佬,十幾年前沿著亞馬桑河西上捕魚,最後定居在這一帶,一方面繼續幹漁夫的本行,一方面和幾個專業嚮導合夥,為旅遊者提供食宿,兼賣些乾縮人頭之類的假貨。「對了,」卡瓦達在馬特拉的樹屋外不遠處停下腳步,面色凝重地對我說:「我忘了告訴你,張!你一定要注意,絕對不可以在馬特拉面前提起斐波塔度的事;無論你多麼急著想知道——」「我根本不急,我也根本不想去找什麼斐波——」「記住我的話就好了。」他打斷我,然後一轉身,換了副嗓門兒,衝樹屋大叫:「馬特拉,看我帶了什麼好東西給你?」癩子狗這時也狂吠起來。

卡瓦達所謂的好東西自然是那瓶白花油。

馬特拉的婆子準備起一桌令我並不十分意外的奇怪食物(我還打點了一大包,帶著上路,在爾後遇見那三個女人國遺族時竟然派上了用場)——有乾熏河豚、生炒堅果、鱷魚蛋和一大塊矮象的後腿肉。為了答謝我慷慨相贈的兩瓶綠油精,馬特拉特別開了一罐阿根廷產製、烏拉圭包裝的牛肉罐頭。

卡瓦達在晚飯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已經睡著了,打著隆隆的鼾,鼾息差一點把樑上的一個大黃蜂巢給震垮。倒是馬特拉一家子精神奇好。兩個十來歲的小男孩輪番從另一間樹屋裡搬出幾十顆乾縮人頭來讓我欣賞。馬特拉則操著生硬的英語向我介紹每一顆人頭的故事。我勉強裝扮出一次比一次驚恐的表情來掩飾一個又一個的呵欠。直到最後實在忍不住了,我才答應買下一個被稱作「塔巴若斯族大酋長紅鼻」的人頭。

「非常有眼光,張先生!」馬特拉咧開了缺少了半排牙齒的豁子嘴說:「紅鼻子大酋長的確是一件好貨,他也是真正的印地安人,你不會白花錢的。」接著,他比手畫腳地噴出著唾沫告訴我:塔巴若斯族是南美洲最驍勇強悍的一支印地安部落,曾經靠長弓毒箭征服過十個壯大的敵族。大約在十九世紀初,塔巴若斯人打上安地斯山,卻和山裡的希瓦洛族結成姻親——雙方互惠的條件是:塔巴若斯人教希瓦洛人打造強力弓和淬毒箭的技術,希瓦洛人則傳授塔巴若斯人製作乾縮人頭和遂行頭顱巫術的方法:兩族世世通好的情況維持到將近七十年前的一個春季,由紅鼻所率領的族人決定重回亞馬桑河中游,投入新興的煙草和可可墾植事業,好解決日益窘困的焚墾難題。希瓦洛人特地為紅鼻一行四百多名壯丁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餞別宴,宴會於午夜結束之後,紅鼻當即啟程。不料,到了拂曉前後,邁向文明之旅的塔巴若斯人卻在伊基吐斯西方的森林中遭遇伏擊,全數罹難。伏擊者是當地的雅瓜族印地安人。雅瓜人留下了屠殺的證據——毒吹鏢;同時取走了三百多副弓箭。希瓦洛人自知不擅於叢林戰,無法進行報復,只好取下罹難者的頭顱,帶回自己的族區,加以乾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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