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鄭仲夔有一本小小的筆記叫作《耳新》，專以載錄詼奇詭怪人生為務，是為中國筆記小說之正宗。裡邊有一篇不著標題的故事，記載了張幼於（本名獻翼）不同於常人的行徑。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故事的「小說」，通篇不過兩百字，分別述說了兩段軼聞。
其一敘述相國吳中拜訪當時已經致仕歸隱的張幼於，家中童子開門迎迓之後，久久未見主人露面，吳中正在狐疑之際，忽然看見堂前庭園之中橫向走來一位鬚髮皓然、蓬散戟張的老者，右手執一短筇，飄搖而過，兩人並未接一語。吳中益發好奇，追問那開門的童子。童子說：「老人的確就是主家翁。」吳中大為忿惑：這林下老兒豈能如此失禮於當朝顯貴？可那童子說主家翁已經有交代：「貴客登門之時曾說『不過是要見主人一面』，這樣就算見過一面了罷？」
同一則筆記裡還敘述了張幼於另一種怪異得近乎荒誕的行徑。據說此老不只天生一副好銀髯，每當出遊的時候，他總隨身攜帶五色鬍鬚，藏在袖子裡，行不數步，便換戴一副，以邀路人驚豔。《耳新》裡的作者鄭仲夔稱張幼於為「奇詭之士」，這個老頭兒令我想要攀交。
我在二〇〇七年赴北京為《聆聽父親》一書做些簽售活動，第一次面對異地的讀者，或許是由於主持人阿城的魏晉風度，又或許是由於對談人莫言的樸野襟懷，猛然間我想起了張幼於以及我自己的童年時代。於是我脫稿講述了一段其實不足以饜眾聽的個人瑣事：那時，我還是四五歲的孩子，經常行走在縱橫如棋盤的眷村小巷弄，每當有人與我同向而行，我總會加緊腳步走在他的前面，遇到左右拐彎之處便岔入橫巷，驟然飛奔一段，拉開距離，隨即恢復正常的行進速度，繼續前行。在我那幼稚的小腦子裡，身後之人若是行經巷口，赫然發現我已置身數十尺之外，一定會誤以為我有什麼超能神術吧？
我從來不知道有沒有人真會被我耍弄的小把戲嚇一跳——理智地說，肯定是沒有的；然而這個把戲我玩了不下百數十次，顯然我都快要相信自己具有神奇的功夫了。我的本家老前輩張幼於還有幾副道具鬍子，我什麼都沒有。
一
試圖令人驚奇而人未必驚奇，試圖令人眩惑而人未必眩惑，遙遠地想來這一切似乎只是出於一個孩子的寂寞，而我持續搬弄這事已經足足三十五年了。我寫小說始於高中時代。因緣約略分說有二：司馬中原的《刀兵塚》和朱西甯的《蛇》。這兩部書促使我從幼年時，逐漸浸潤的古典說部之中探出頭來，四方張望，朦朦朧朧地發現了說故事以及不說故事的現代。《刀兵塚》不能算是一部名著，我是在衡陽路騎樓下的一個香煙攤上發現的。和它同列於一斑駁木架上的，還有日後多年我才讀到的《狂風沙》以及迄今尚未寓目的《菟絲花》。我問父親：「可以買這一本嗎？」通常他會問我要看的理由，而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父親覺得這書看來像是尋常的武俠而予以峻拒的話，我會說這裡頭講的是太平天國的事，然而父親很爽利地掏錢，付帳走人，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因為尿急，無暇與我纏鬥。而我卻順利地、意外地、極其偶然地打開了一扇通往複雜敘事的小門。
塚，墳也；瘞埋屍骨之處。整本小說分為上下兩部，前段說的是一群抵抗太平天國軍隊的武裝鄉民捨生取義的慘烈情節；後段說的是千里迢迢、來自四面八方的後代子孫，如何為他們歸葬不成的先祖，籌造墳場的經過。它果真不是一部武俠小說（老實說，我略微有一點失望）。然而令我大感意外的收穫則是，此書夾述夾議、插說倒敘的豐富技巧，使我開了眼界：原來小說可以在殺人盈城、流血漂杵的動作高潮之後，還能夠透過人情世故、瑣屑紛紜，悠然展開迷人的家常。
《蛇》更是一組「沒事」的小說。兩個上山採集植物的大學生投宿在一位慈祥的胖婦人所經營的民宿裡。敘事者主人翁基於對山村荒野的恐懼，而誤以為自己的睡褲裡鑽進了一條小蛇，他和同伴折騰了大半夜才發現：原來蛇不是蛇，只是半截褲帶頭兒。這一篇小說使我低迴良久，反覆詠嘆，原來殺人盈城、流血漂杵也可以完全不必要。
我只能掛一漏萬地速寫這兩本小說的膚廓，但是我卻清楚地記得，它們為我所帶來的長遠影響。在我開始以書寫方式——而非背著人偷跑炫奇的方式——試圖惹人、誘人進入一個虛擬的世界伊始，似乎並無深刻的自覺：原來這是「現代小說」或者「具備現代性的小說」一個重大的關鍵。我不只是一個說故事的人，還是一個於無事處反省「說」這件事的人。
我十八歲，念高三，總覺得這輩子是進不了大學的了，一不小心進了大學，漫漶於整個青春期的考試焦慮仍舊堅剛不朽。我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琢磨了一部題曰《懸盪》的小說。此作全仿朱西甯，描述一個大學聯考後、發榜前出遊散心的十八歲青年，陷身於纜車事故，與十幾個驚惶恐慌的旅客，困處於兩座峭壁間，下臨無地的半空之中——我沒忘了在這一場群戲裡面，把朱西甯筆下經營民宿的胖婦人也放了進來。她，還有一個背著照相機的專業報導攝影師、一個形容委瑣的中年男子、一個天真爛漫卻在最不合宜的時候，忽然間尿急起來的小女孩……以及我們的主人翁，並未解決任何生命中重大或微小的問題。他們只是共同遭遇、共同度過，而後相忘於江湖。是的，沒事。
二
沒事是很悶人的。那些曾經吸引我、召喚我、迷惑我的「現代性」應該容有的深層思考，之於我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當面錯過。我徒然學會了抗拒熱鬧，卻還來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某些小說家提供了我遙不可及的典範，他們之中的一個是契訶夫，另一群則是像鄭仲夔一樣的筆記作家們，如果要舉出一個現當代的名字，我願意先提到汪曾祺。對於這些作家而言，每一則人生的片段都可能大於人生的總體，「百年曾不能以一瞬」。
質言之，個別人生片段的意義，也不會因為一個具有連續性的現實生活而更為偉大。每一則簡陋的、散碎的生之光景都在違反最明確的數學公式。1+1+1+1……小於1。那個個別的「1」從庸俗紛擾的眾生相裡峭然拔出，就像張幼於的某一副異色鬍鬚。在閱讀這些作品的時候，我斷然脫卻了諸般宗教性、倫理性、哲學性對生命的大論述，僅能測得滄海於一蠡，並且覺得完足。
有些時候我會毫無根據地相信這一類的作家是「偶然性」的原教旨派，猶如臨終交代遺言的曾國藩所昭示者：「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傳萬世。」俗見以為曾公此言若非迷信，即主宿命。然而我卻相信，這位老人家所洞明練達者，是一份對世事偶然的推崇和敬畏。
為藝術而藝術？為人生而藝術？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這份爭議一逕是各方各面關於創作起源和目的的關注焦點。唯有離開這個焦點，我才能辨識出創作也可能植基於偶然的發現。反過來看，意義重大的偶然發現，恰恰是某個出其不意的神悟：原來我們所曾堅信的、固守的、順理成章而以為著的一切，可能通通是誤會——也就是說，原來我們曾經在每一個人生的片段裡都錯過了我們的人生。講得更淺顯些，人生是一連串的錯過，而創作則是對於這錯過的發現。
契訶夫、鄭仲夔、汪曾祺這樣的名字與我寫作小說的技術磨練看來毫無關涉，穿梭在他們之間的是朱西甯、黃春明、魯迅、海明威、卡夫卡、賈西亞．馬奎斯和艾柯。我之所以列舉這些名家，是因為總有個三到五年的時間，我會沉迷於這幾個名字之下的某些作品。一旦入迷深刻，往往積重不返，渾以為小說之能事盡在於斯。
差不多也就在這一個階段裡，我總在思索：什麼樣的主題必須透過什麼樣的觀點加以陳述，什麼樣的結構必須配合什麼樣的元素加以固著，什麼樣的角色不可能展現什麼樣的形式，什麼樣的材料又不可能出自什麼樣的腔調……諸如此類，治絲愈棼，往往自覺既要見樹又要見林之時，不意卻疊床架屋地構築了一座空中樓閣。我認真思索過人生的本質問題嗎？可能根本來不及。此時的我還來不及察覺「偶然」的野趣。
三
前輩作家段彩華曾經在一次聚會中隨口說了個段子：四張出現在《青年戰士報》頭版上的新聞照片，畫面分別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中國小姐劉秀嫚、佩戴自製防毒面具的國軍戰士和臺糖公司發展養豬副業所養就的一條千斤大豬公。圖片說明中的左起卻寫成了右起，於是艾森豪．威爾變作大豬公、戴防毒面具的戰士成了中國小姐、劉秀嫚戴上了防毒面具、大豬公倒當上了美國總統。我把這一個據說是真實發生的段子和另一則慘酷的新聞聯想在一起。
那則新聞大致說的是某位頗有積蓄的退伍老兵，收養了一位孌童也似的年輕男伴做義子。這義子卻因覬覦義父的財物而將之毒殺。新聞爆發之後，檢警單位順藤摸瓜，才發現那年輕人曾經犯下好幾起相似的命案。
對於茶餘飯後摭拾談助之人來說，現實之錯謬與殘忍總會在第一時間消褪殆盡。然而這兩則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新聞材料卻總在召喚著我，像是兩個亟須媒合的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