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蘭

七一年的夏天,南京雨水多,草木格外茂盛。做為「小學生管理組」的管理員,我每週的大事之一便是帶領孩子們整理管理組前面的草地。

我們這個管理組收容了三十多個小學生,由三個水利學院的女教員照料生活起居。小學生的父母全是本院的教職員工,因為夫婦全在蘇北的農場走五七道路,家中又缺老人照料,就把孩子寄托在這裡。人數雖不算多,但住宿文娛等需要,也佔用了水利館大樓六、七間教室,正好一排朝南,於是,大樓前面的這一大片草地的整修,便劃歸我們管理組了。入夏以來,幾場大雨,草長得飛快。三個老師商量了,決定每逢週末由我帶領孩子們割草,整治花木。

八月初一的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和孩子們照例在水利館前勞動。幾個五、六年級的男孩子陸續溜掉,跑到對面的清涼山玩去了;剩下些低年級的學生和女孩子倒是幹得挺歡的,有的用手拔,有的舞鐮刀,非常帶勁。看看日正當中,大家都汗流浹背了,而花木理得整齊,雜草也除盡了。正想收工時,忽然看見工宣隊的馬師傅三步併作兩步地匆匆趕過來,一路直朝我招手。他臉上汗水淋漓,卻顧不得抹一把。

看他這緊張模樣,我的一顆心立刻提得高高的,唯恐那幾個溜上山的孩子闖了什麼大禍。有一回,張小兵上樹掏鳥蛋,不幸跌下來受了傷,馬師傅也是如此慌張地跑來通知我。

「馬師傅。」我連忙迎過去。

「陳老師,我有事找你!」

簡短地說了一句後,馬師傅立刻掉頭朝小學生管理組的辦公室走去。

我只好喊孩子們去洗手準備吃飯,另外留下王超英姐妹倆善後,把曬得灰軟的草耙攏了運走。吩咐完,我提著一顆心,也急急朝辦公室奔來。

馬師傅正煩躁地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一見我進來,他立刻把門關上。

「任秀蘭跑了!」

他劈口就說,一隻手使勁地搔他的後腦勺,焦灼萬分卻又無可奈何似的。

「任秀蘭?跑了?」

怪不得馬師傅緊張,連我也吃了一驚。這任秀蘭是我們水利學院的前黨委書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是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目前卻是關在學習班裡最重要的一名對象——水院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頭號人物。她丈夫是南京軍區某部的政委,造反派起來時,曾出謀策劃,也紅極一時,不料政治運動一來,竟是第一批關進了軍區學習班。任秀蘭的罪狀之一便是串連軍區和院校,據說是南京部隊反革命份子伸向地方的一隻黑手。像她這樣的人跑掉,情況自然是很嚴重。

「跑了!」馬師傅說著,就像自己被騙一般,氣得把一張皺紋縱橫的老臉拉得長長的。「今天早上八點不到的事。這傢伙騙人說上廁所,就溜了!」

只是,怎麼跑得掉呢?我驚異之中又不勝納悶。每個學習班的對象都有五、六個人包圍著,白天、晚上在一起「學習」,夜裡有人同室睡,吃飯、如廁都有人跟隨。所有房間的窗戶都用木條打橫豎直地釘死。看守得這樣嚴密,脫身談何容易!何況,還是從廁所溜掉,我想任秀蘭真有些神通了。

「廁所的窗戶不是釘死的嗎?」我問。

「哎呀,那木條不知什麼時候,給她弄鬆了兩根,卸了釘子啦!這些看守的,吃飽了飯不知幹什麼!他媽的!」

馬師傅終於罵了出來。

工宣隊的人用三字經,我們都聽慣了,不再覺得逆耳——尤其是出自馬師傅這麼一個和氣的老頭子。他本來是南京化纖廠的掃地工人,被派來水院和軍宣隊一同佔領上層建築。地位變得顯赫,人倒從來不擺架子,仍是態度謙虛,一團和氣的。開會時,他常哈下腰,拱拱手說:「我來向大家學習!」因此,他幾乎成了唯一受歡迎的工宣隊員了。可惜他沒有文化,毫不識字,平常只管一些生產建設的事。我們的小學生管理組便屬於他管轄。郁老師、夏老師和我常向他請示彙報,彼此處得也頗融洽。

「任秀蘭跑不到哪裡去的,」我安慰馬師傅,「到處都在捉五一六反革命份子,跑了也是無地容身。」

「難說!」他沒有把握的搖搖頭。「暗藏的五一六份子太多了!不過,她身上沒有帶錢包,鈔票、糧票全沒有,除非有人接應,要不,兔子尾巴長不了!」

一聽任秀蘭身上什麼票也沒有,我不禁暗暗替她擔心起來。

「清涼山搜過了?」我問。

「早搜了,就是沒得影子!我來找你就是這件事。你瞧,清涼山這麼大,樹多,草又密,躲個把人也不費事。剛才院裡開了會,要讓小學生幫幫忙,到山上搜去!」

我一聽,登時怔住了。要帶三十多個大小不等的孩子到山上去轉悠搜查,這責任可不輕呀!但是怎能拒絕上頭派下來的任務呢?

我只能說:「沒問題。」

馬師傅點點頭,臉上也有些歉意。

「本來不該來麻煩你們三個老師,家裡都有餵奶的娃娃嘛!但是院裡實在短人。全院二十幾個學習班,跑了個任秀蘭,抽也抽不得人,還要加強看守哪!事情又要保密,怕洩漏出去,五一六的同黨知道了,又鬧出什麼事來。」

說到此,馬師傅忍不住又連連搔他的腦袋。

「實在缺人缺得緊!」他說著嘆口氣。「能派上用場的人全派上了。大街小巷要搜查不說,火車站、輪船碼頭都得有人把守。院裡是總動員起來了,成立了專案組,軍宣隊親自抓。我想,我們管理組也要做出貢獻。孩子們沒事,讓他們搜去,樹上、草裡細細翻一遍,天黑以前許能找到一點什麼。」

於是馬師傅同我約好,等孩子們吃過中飯後,他再回來,會同大家一道上山去。

孩子們一聽說要上山搜人,個個興高采烈。男孩的頭頭張小兵立刻去尋來幾根棍子,分派給幾個大的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肯示弱,王超英和王超美姊妹倆跟著去食堂同炊事員磨菇了一陣,也弄到幾根木條。任秀蘭是水院裡出名的人物,孩子們在興奮中都透露出一份早熟的嚴肅神色,連一年級的小毛娃也感染了如臨大敵的氣氛,說話細聲細調起來。

等馬師傅一到,孩子們立刻一窩蜂地朝對過的山坡奔去,搶著往上衝。

「排成一條線!排成一條線!」

馬師傅扯直了喉嚨,沙啞著嗓音喊。

「像梳頭一樣,別錯過一個角落!發現什麼要馬上報告!」

於是馬師傅站東頭,我在西殿尾,勉強拉成一道歪歪扭扭的人堤,慢慢朝清涼山攏上去。

水利學院是傍著清涼山建築的,與南京火葬場佔了半個山坡。除了虎踞關一帶是軍區常期駐紮外,其餘便是無人管轄的地帶,不少居民常來割草做柴火燒,也有農民來割草餵牲口或積肥的,雖是無人管轄,卻並不荒涼。這天,我們浩浩蕩蕩地席捲而來,站崗的解放軍因為事先早有情報了,並不詫異,倒是幾個割草的老人,看我們個個彎腰弓背,幾乎每一棵草都撥開來瞧,不免好奇地問:「找什麼呀?」

「丟了錢哪!」孩子們異口同聲地回答。

「丟錢?」

他們瞇細了眼睛打量馬師傅和我,顯然不相信,但也不再搭訕,不久就收拾了傢伙,悄悄下山去了。

王超英姊妹倆正好排在我身邊,兩人一面撥草,一面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我偶爾聽進了幾句,是在講一個叫史紅的女孩子,似乎跟任秀蘭有關係。

「史紅是誰呀?」我問超英。

「史紅的媽媽就是任秀蘭。」她說。

我早先就曾聽過,任秀蘭的最小女兒是個中學生,當過造反派的頭頭,走南闖北,鋒頭很健的。

「你們認識史紅嗎?」我有些好奇。

「我大姊跟她是同班同學哩!」超美搶著回答,言下有些得意洋洋。「以前她都是坐小吉普車來上學的,好神氣!現在只好走路了,灰溜溜的,跟誰都不講話。」

「我姊姊的老師說,大家都要看牢她,怕她要自殺呢!」超英告訴我。

自殺!看到小學五年級的女學生談自殺而面不改色,我滿肚子不舒服。

「自殺什麼!」我說,「她父母就算是五一六,也跟她沒關係,劃清界線就是啦!」

「人家要她揭發她爸爸媽媽,她硬說他們不是五一六份子,死不交代,我姊姊他們都給她貼大字報呢。」

到底是將門虎女,我心想,骨頭就是硬。

超英忽然停了撥草,很認真地盯著我問:「陳老師,任秀蘭是五一六吧?」

「嗯,」——這問題連我自己都感到懷疑——「是吧——工宣隊或軍宣隊在大會上點的名,不會錯吧?」

給孩子這麼一個不肯定的答覆,我自己都感到慚愧。

說起五一六這段案子,當時我就糊塗。六七年我在北京時,聽見人說有個高幹支持的「五一六造反兵團」在天安門廣場貼了條「砲打周總理」的標語,很快便被蓋掉了。不久,江青點出幾個反革命組織,裡頭有五一六這個兵團,以後便銷聲匿跡,早被人們淡忘了。想不到事隔了幾年,全國掀起個一打三反的運動,這一打就是揪五一六份子。這次是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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