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尹縣長只見過兩次面，卻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從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張家。那時老張的獨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紅衛兵，還是個小毛頭。才高二的小夥子，他已器宇不凡，張口閉嘴都是保衛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這小張身上一套草綠軍衣，因為捨不得換下來洗，領口和袖口都油污發亮了；臂上套著五寸長的紅綢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見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別人不得不正視這紅袖章所代表的權威。其時，他和另一位紅衛兵正要往陝南的興安縣，去點燃革命的火種。據說那一帶的革命形勢遠遠落後，連個紅衛兵組織都沒有，因此西安「紅總司」總部決定派兩位得力的幹部去開展工作。小張是主動要求去的。他本來就是興安人，十二歲時才隨父母遷到省城來，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還可以重遊舊地，探親訪友，堪稱公私兩便。當然在那時候是絕對不能說公私兩便，否則非受批判不可。因為當時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澤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教導，來作為個人行為的準則。我正好辦完差事，還有半個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勝古蹟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邊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遊覽過。既然覺得待在西安也無聊，就接受老張的建議，同小張他們去陝南，看看漢中盆地的景物。
我們坐了一天一夜的長途客車才越過秦嶺，到達興安。這一路除了山還是山，車子老是處於傾斜拐彎的狀態。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車，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邊倒似的。秦嶺真是一座厚實的大屏風，嶺南嶺北兩樣風光。來前西安已是草枯樹凋，秋意蕭條，但此地卻是一片濃綠，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張把我安置在他的親戚尹老頭家裡，自己和同學要住到縣立中學的宿舍去。尹老頭已七十開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現在自己住著一大間磚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潔。對我們這些遠客的來訪，他顯然由衷地歡迎。我們一進門，他就笑瞇瞇的，扔了旱菸袋，捲起袖管，忙著做飯了。小張和他同學也學習解放軍傳統，擱下行李捲就動手給他挑水、劈柴。
吃罷晚飯，小張倆正要動身去縣中，一個戴眼鏡穿幹部服裝的男子跨進門來。小張乍見了他，愣了一會，才靦腆又勉強地向來客喊了一聲表叔，接著就把我們介紹給客人，向我們說：「這是我的遠房表叔。」他把「遠房」兩字咬得很重。
因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張的同學也客氣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剛一介紹完，小張就慌張地拉起我的手腕看錶，嘴裡說著「不早了，怕學生宿舍要關門」，急急忙忙地催著他的同學，一起扛了鋪蓋捲就走。
小張這位表叔對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驚訝又莫名其妙。除了慇勤地向我們點頭微笑外，他詫異的眼光一直追隨著小張膀子上的紅袖章。這個人身材很高，雖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卻挺得很硬，年輕時想必體態很威武的；看人時，目光凝注著對方；聽人說話時，頭微傾過來，唯恐聽漏似的，臉上的表情既溫和又謙虛。五十歲不到的年紀，一身半舊的灰色中山裝洗刷得很整潔，布鞋布襪，真是中國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幹部模樣。
他坐下來和尹老寒暄，話了一回家常後，才客氣地向我盤問來歷。一知道我是外地人，專誠到陝南來遊歷，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歡迎外，他還帶著中原一帶人特有的純樸自謙的口氣說：「我們興安是窮鄉僻壤，除了這一眼望不到邊的秦嶺、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條漢水了。北邊山裡倒有一些瀑布，還值得賞玩。可惜近來又搞運動了，抽不開身，否則我非常願意陪你去走走。」
也許「運動」這個字眼使他想起什麼，他的臉色竟暗了下來，輕輕地嘆了口氣。尹老頭扭亮了唯一的一隻燈泡，給他端了一碗開水。他沒有喝水，發呆地坐了一會，就告辭走了。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來日食兩餐的習慣，一早爬起來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覺，疲勞全消，這才想起在西安買的一些臘肉、牛肉乾、肉鬆等，趕緊檢出來送給尹老。喝粥的時候，我談起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興安縣長，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他起義有功做了縣長，雖然是黨委書記抓實權，但大家都愛戴他尹縣長。」
原來尹縣長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軍官，佔據過秦嶺東南的一些關口，手下有好幾千名士兵，因為秦嶺地勢險要，雖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黨人奉令給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時尹上校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手下的兵多是秦嶺山區的子弟，對他也頗信服的。當他毅然決然向共產黨投誠時，部下也是一面倒。
「這樣，不費一粒子彈，陝南三個縣便插上了紅旗。」
尹老一說完，便點燃了旱菸，猛抽了兩口，舒暢地吐口氣。他眨巴著老花眼，似乎這往事的回憶，還頗令他激動。
「我們雖是本家，但我也不是憑空給他塗脂抹粉——你問問這方圓四十里的人去。他起義投誠時，不求自己封官發財，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給機會改過自新。這樣的人，怕也不多吧？」
我同意。「這樣的人確是不多。」
「現在是誰出身好誰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陣子，他老家的工作組給他娘劃了貧農，他卻要求重定。說他爹在時，農忙常僱人打工，按理得定為富農才合乎政策。後來總算劃成中農。」
「這樣說，尹縣長表現還挺積極呢。」
「嘿，你還不知道，三反、五反時，他是縣裡唯一過了關的幹部。我們縣的黨季書記換了幾個；頭一個就是三反五反查出貪污下台的。」
「黨委書記怎麼換得這麼勤呢？」我不免詫異了。
「唉，咱們這個縣比較複雜，加上是個窮山區，生產老是上不去嘛。生產上不去，什麼問題都來了，解決不了就撤黨委的職。說實話，解放以來，產量翻了番，我們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關中一帶比呢？你剛從關中來，你就曉得：那八百里秦川，種一季能坐吃兩季的。咱這裡可差遠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雖盡過力，可是天時一不好還會鬧饑荒，啃樹皮吃草還是有的。前幾年收成壞，我曾回山裡老家一次。鄰家的大姑娘不能出來見客——沒有長褲穿。原來她娘早把布票變換糧食吃了！我這是自己人說話，相信你不會給我一頂反革命帽子戴。」
我嚴肅地搖搖頭。「我不是黨員，而且最恨背後給人打報告。」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聲，表示與我同感。
「三年困難時期，我們這裡也是夠瞧的。人說話要憑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這個苦的也經歷過。——困難時期這段日子裡，幹部和老百姓一樣沒有吃的，所以撤了個黨委書記，大家也就沒啥抱怨了——也幸虧這個三年困難，否則連尹縣長也要下台哪！」
「怎麼，他犯了錯誤不成？」
「大鳴大放時，他說了幾句，主要是自己帶頭批評農業政策。誰知突然來個反右，差一點給戴上右派的帽子。他愛人本來在縣中工作的，也調了職，不是叨著尹縣長起義的光，有政策明擺著，早給下放回陝北窯洞去了。本來要培養尹縣長入黨的。他也打了報告上去了，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話又說回來，他也並不真想入黨。他曾對我說過，這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一輩子也學不到手。本來，在反右以後，也風傳著要罷掉他的縣長官位。可是六○年春夏，我們連著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麥子顆粒無收。農民情緒壞透了，地也不願種了，搶糧、偷竊的案子發生了好幾起，政府的救濟糧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不但不好撤尹縣長的職，還特地派他抓農業生產去。那兩年，他親自下到農村，號召農民堅持生產，同時放寬限制，鼓勵他們的積極性，恢復自留地，搞包產到戶，還有自由買賣的集市——」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您還提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這三自一包的責任呀！北京的大字報已經不指名的點了劉少奇，要批判這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啦！」
「有這回事？」老頭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張大了嘴瞪著我。
「怎麼沒有！」我壓低了嗓門說。「我親耳聽過好些人在議論了。」
「我當真老了，跟不上形勢了——」他洩氣地搖著腦袋，額上幾根白髮也跟著顫抖起來。突然，他又固執起來，鎖緊了眉頭，使得一張臉活像一隻乾癟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賭氣地說，「那時候，不這樣做，農民不造反啦？」
「快別這麼說！」我趕緊警告他，「你這位親戚如果推行了這一套，少不得也會挨批判的。」
老頭聽了倒笑出來，不在乎地說：「批判算什麼！不要說當幹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飯，連我這個小小老百姓，這幾年來，在大會小會上，也不知被批判過多少回了。」
「說的是。據說這次是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根子，其他具體執行的人，還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哪就是了，」老頭同意地說，似乎氣消了些。「尹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