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縣長》在一九八七年出了二十七版後，有十七年之久不曾再版。其間曾想取回自印，卻因為出版社擁有「永久出版」的合約而作罷。
朋友都很訝異：「妳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留學美國，又兩岸三地走透透，怎麼會輕易把版權『永久』出讓呢？」
說來慚愧，其時人在溫哥華，睽違台灣十多年了。以為家鄉長年戒嚴，管制新聞和出版，出版合約必為既定模式，不可更動。僅有的顧慮是，以後出版選集要抽用部份篇幅恐有不便。在電話中與出版社老闆提起，他表示沒問題，打聲招呼即可。
過兩個月，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一本選集，我便選用了《尹縣長》中的兩篇。該出版社寄出合約時，先在電話中表示「合約內容可以按作者意願修改，雙方同意就行。」我這才知道，台灣的出版業相當活潑開放，並無固定契約。
其實出版社肯「永久出版」拙作是好事，苦的是長年不出版，又不讓作者拿回版權，讓人感到判了無期徒刑似的。這十年來，有些出版社編輯作家作品選，要求從《尹縣長》集中選敝人的代表作，常因轉載費太低而碰壁，也令人備感挫折。
去年九月，出版社突然又印了三百本，旋即傳來老闆遭逢變故的消息。聽說出版社的繼承人較好商量，我便親自交涉，終以十二萬元代價贖回了版權。蒙九歌出版社選為「典藏小說」叢書之一，得以校訂再版，欣慰感激就不在話下了。
台灣的民主日漸成熟，海峽兩岸的交流越發密切，約定俗成的用語漸漸融會貫通了。再版的集子因而取消了很多引號，相信讀起來會通順些。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轉眼將滿四十年。隨著時光流逝，人們對這場幾乎革掉中華文化的政治運動，可能記憶淡忘了，甚或全然陌生。無論如何都是可惜的事，因為忽略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悲劇可能一演再演。《尹縣長》寫作不夠完美，卻是那個荒謬、動亂時代的見証。讀者若能從中有所體會，譬如一個民族不追求民主進步並自我反省的話，會有集體瘋狂而墮落、淪亡之虞，作者將會感恩戴德，不虛此生矣。
——二○○五年三月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