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漫遊者＞是我個人有關台灣書寫的九○年代三部曲（例如王德威）。
若把這些作品侷限聚焦至一定的範圍內（如論者所習於援引的後殖民或離散等等），我想，或可做如此描述。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作時期，深深強烈感受和觀察到那剛從潘朵拉盒子逸出的認同問題即將，甚至正被政治所染指、搶食，我遂率先（因為同時候絕大部份熟識或不識的人都以為我大可不必如此焦慮）嘗試為我所洞察到的包括族群在內的諸般神話禁忌除魅解咒，以為那應該多少會為方興未艾的「認同運動」提供一點比較健康理性的基礎。
《古都》成書於首屆省市長民選和首次總統直選、台海危機之際，原以為島國應可因為各種形式的當家作主而有真正的自信，不再繼續用減法，而改以加法來對待認同問題並自然生成主體意識；我以為我們應該可以忍耐容讓各式表達認同的語言，而非政治正確、掌權者所欽定的語言，我天真地妄想在島國一片高唱入雲的認同聲中，掙出一些些不認同的自由（或各自表述）的空間。
《漫遊者》時期，承認自己是不被師長、主流價值和社會所願意瞭解見容的後段班學生，遂自我放逐（棄？）而去。
何以至此？
我必須清楚（並註定失之簡單）地說，三部曲寫作的十年來，屬於我個人的最大「失落」是——這「失落」在在被猜測質疑甚或率爾論定——，我們一代之人接受洗禮並引以為傲的好一場「民主化」、「本土化」是如此的虛妄，那些年間我曾衷心敬重、甚至之於我有二次啟蒙意義的前輩們，原來絕大多數在意的並非拜神行為的不對，而是廟裡的神主不對，所以，一旦神主換得中意了，拜神，當然是必要，而且得更專一虔誠的。
這漫長的過程，對我而言，近乎一場凌遲。
我希望這是我對類此話題的最後一次發言，十年來，我覺得我已經說得太多太大聲了，以致令人（我）起疑，作為不過十來個中、短篇小說，它們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竟是否不具足？
便交給時間吧。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和《古都》交給印刻重新出版，並非因為總編輯初安民是我近年無話不談的好友，我更珍重安民是我多年以來知曉或來往過的出版人中，對文學、文學出版最尊重、理解、認知準確和最重要的——能當下實踐的，自然，我十分樂意與他繼續合作。
同時我也要感謝大春、錦樹、德威、以軍、和唐小兵願意或繼續把評論文字收錄在此二書中。我清楚記得，在某些個特定的時空裡，它們之於我曾是如何的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