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八月夏天，我獨自飛往香港離島——長洲。舊地重臨，斗室侷促，建在沙灘上，對坐水域，彷彿一段與記憶無言的交談。每天，我關在屋內寫「沉默之鳥」，太陽退往遙遠的海平面，我出門走到依傍碼頭形成的夜市吃飯、飲啤酒。假日的離島一入黃昏，年輕男女由度假小屋傾巢而出，像極每天深夜依時而來的大雨。孤單地坐在碼頭邊飲啤酒，奇妙的陌生感引發生命中更巨大的寧靜與我同席，視線穿越人影織成的火網，停在黑寂的海域，那裡有一座我的小島。八天後，我帶著未完成的稿子依循原路線回到台北。一篇未完成的小說，有著真實生活的寫照，拼湊時空板塊；生命使我了解不完整。
十一月，我在行李中裝入進度形同停頓的「沉默之島」，住進台北三芝山裡一處社區，只有十分之一住屋率的社區，另一形式的島。地形雨每日午後準時落在窗前，我在兩座「島」都遇見雨，如一種命運或暗示。我同樣帶著未寫完的小說在天黑離去。然而島的雛形已經建構明朗。
寫作的過程使我沉默，其實目的地同樣教人沉默；一篇定稿的小說讓我了解完整，我因此無話可說，亨利．詹姆斯講過：「生命裡總也有甚至修伯特都無聲以對的時候。」
我不懼怕等同命運一般的孤獨，我相信是這個時代的小說將我送達文學的對岸，生命的另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