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陀的「果園城記」：鄉土中國的文化審視
師陀的小說集《果園城記》是中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淪陷區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品，小說集通過對中國鄉土小城故事的描繪、漂泊無依的遊子形象的塑造、蒼涼和緩的輓歌式藝術氛圍的營造等表現手法的嫻熟運用，從文化層面上挖掘出鄉土中國落後、麻木的生存狀態以及民族性格中積習已久的民族劣根性，從而超越了當時簡單的民族意識抒寫，具有了文化審視的力量。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國土的淪陷不僅給心存正氣的作家們帶來了生活的困窘和精神的壓抑，同時也促使他們對古老的民族文化傳統進行深刻的審視和反思。或從遼闊、深厚的土地上汲取生命的氣息與生存的力量，或揭示這片土地日漸腐朽、荒敗的痼疾，進行民族文化的反省與批判，成為一時作家們共同關註的焦點。
而此時期「鄉土文藝」的提倡和再度興起，不僅是對鄉土中國的簡單描述，更包含著強烈的民族回歸意識和反抗精神。不同區域、不同風貌的鄉土文藝作品都具有寓民族意識、社會意識於鄉土意識之中的創作風格。在異族入侵的文化背景下，書寫中華民族文化性格中百折不撓、沉潛堅毅的流脈，成為此時期作家們心理抵抗的宣洩手段。因此，在孤島、淪陷區的文學園地中許多作品描繪了國人的生存狀態。作家山丁、王秋螢、關永吉等的作品主要以東北黑土地為背景寫出了北方民眾血液中流淌的家國意識和反抗精神，宏揚了民族正氣、暗示了民族解放的曙光。此時在孤島上海，作家師陀則蟄居在鬥室中始終懷著關註民族命運，審視民族性格與民族文化的心境寫下了大量鄉土文學作品，從文化層面上挖掘鄉土中國落後、麻木、靜如死寂的生存狀態，以及民族性格中積習已久的民族劣根性，從而散發出感其深憂其切的沉鬱風格。
【一、鄉土中國的小城故事】
師陀在初登文壇的時候就坦言自己是「鄉下人」，在《黃花苔．序》中說：「我是鄉下來的人，說來可憐，除卻一點泥土氣息，帶到身邊的真亦可謂空空如也。」並談及散文集為何名為《黃花苔》時說：「原因是：我是從鄉下來的人，而黃花苔乃暗暗地開，暗暗地敗，然後又暗暗地腐爛，不為世人聞問的花。」可以看出，置身於繁華都市中的師陀心中始終保存著一種深沉厚重的鄉土情結，使他不時地回望那已經遠離的鄉土。因此，在抗戰時期的代表作《果園城記》中的序言裏師陀寫道：「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一個活的人。」於是，師陀筆下的果園城和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蕭紅筆下的呼蘭城一樣，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寓言性的文化範本。
「果園城」是作品中「我」思念的故鄉，表面上風景優美，家家戶戶的生活顯得悠閑自在，以至於不熟悉這地方的情形的過路人，定然會駐足而觀，並為這景象嘆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平和的城！」然而當闊別多年之後重返故裏，「我」發現這座小城的許多東西都不曾改變，大街上的狗依舊臥著打鼾，坐在家門口的女人們依舊親密地與鄰人閑聊，年近三十仍沒有嫁人的素姑依舊在縫製著不知什麼時候才會穿的嫁衣。而無名無家的說書人在給別人帶來歡愉之後，死時也只是破席一卷離開人世，小劉爺、胡鳳梧依然放蕩不羈，「土皇帝」魁爺仍然專橫、殘酷，農場主葛天民、小學教師賀文龍忘記了曾經的理想適應了小城緩慢平靜的生活，而徐大娘一直期盼能回家的兒子其實早已死去，這種絕望的期盼令人窒息。許多年過去了，外面的世界對於果園城似乎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它依舊踩著自己的鐘點做循環反復的運動。當然，這裡也有郵差先生的淳厚、安詳，有活潑可愛、精靈古怪的阿嚏的傳說，但所有這些記憶都在溫馨中打上傷感的底色。所有這些來來往往的角色中，真正的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果園城，這個彷彿永遠「活在昨天」裏的小城。這裡既有宗法制鄉村的平和、安寧、純樸，更 有已經落後於時代的慵懶、庸俗和麻木。這就使讀者在陶醉於鄉村的平和生活之時，不由得產生對民族文化、民族性格進行重新審視和評價的願望來。在這一點上，師陀的《果園城記》與遠在香港的蕭紅所創作的《呼蘭河傳》有異曲同工的契合。
【二、漂泊無依的遊子形象】
師陀的筆下走出了許多背井離鄉的漂泊者，無論是《果園城記》中的「我」，《狩獵》中的「大空想家」，「突然離開祖輩世居的故土」、「開始了生活上的大狩獵」的孟安卿，還是《孟安卿的堂兄》中的孟季卿等等，都懷著對外面世界的憧憬而四處飄蕩。而作者筆下的「果園城」不僅是他們鄉土意義上的故鄉，更是他們心靈的寄居地，是在疲憊的跋涉途中，在喧囂的城市中不知所措時，總希望回頭去尋找的失樂園。可是即使回到了果園城，遊子們也不曾得到靈魂的安定。這裡的一切都已經停滯，葛天民、賀文龍們也早已失去了進取心，湮滅在俗常的生活中，沒有一點聲響。果園城中那座塔，以及「礦業、堤岸、樹木、陽光，這些景物依舊和我們許多年前看見的時候一樣，它們似乎是永恆的、不變的，然而也就是它們加倍的襯托出了生命的無常……」（《果園城記．果園城》）這裡的一切都不能給人以靈魂的慰藉，於是只有「歸來」後的「再離去」。在此，師陀不僅寫出了時代變幻中傳統宗法制在農村生活中的日漸雕敝，更寫出了徘徊於鄉村與城市之間的漂泊者的無奈和感傷。這些鄉下的城裏人，城裏的鄉下人從故土到異鄉，從鄉村到都市的人生漂泊之旅，也正是他們精神跋涉之旅。師陀正是以細膩、 洗煉、明淨的筆墨進行時代生活的素描時，刻畫了農業文明與現代文明交替年代中，知識者複雜的探索心態。而且，師陀筆下的「流浪者」、「跋涉者」的精神氣質也表現了作者苦悶的心靈進行跋涉的精神歷程。
如果說此時期國統區作家路翎的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以澎湃的激情展示了青年知識者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中獨立的個性和「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探索精神，師陀筆下的知識者則是以沉鬱的心境表達了作者在戰亂的年代中，在農村宗法文化與都市文明的雙重背景下，對本民族的文化內蘊進行嚴肅認真地清理的心態。師陀的創作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族危難時刻，有責任感、愛國心的知識者在激昂的控訴聲中冷靜而理智的思索，從而顯示出深刻的文化心理內蘊。
【三、和緩筆調下的蒼涼輓歌】
師陀的《果園城記》以形形色色的人物命運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封建鄉村小城人們的生活場景和生存狀態。他用抒情的筆調描摹果園城，城中的果園和城裏的人家在平靜中度過時光，而果園城「永遠繁榮不起來，不管世界怎樣變動，它總是像那城頭上的塔樣保持著自己的平靜，豬仍舊可以蹣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門前談天，孩子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可以在街岸上打鼾。」（《果園城》）果園城彷彿是一個被時間遺忘的小城，在這裡空氣也是平和、平靜的。平靜得窒息一切生命的活力與生機。於是葛天民的人生哲學是「一個有才能的年輕人，在十年之後他已經自以為老了」；滿懷鷹擊長空誌向的小學教師賀文龍在俗事中耗盡了心力，而從希望中一步一步落下去；「一個像春天般溫柔，長長的像根楊枝，看見人和說話時總是宛然笑著的」素姑在年華的流逝中變得憔悴枯萎了；「眼裏常常有一種燃燒著的靜寂的而同時卻又像是憤怒著的小獸眼中的光」；城主朱魁爺的四姨太太也以一條麻繩結束了生命。
其實，早在《里門拾記》《落日光》《無名氏》等短篇小說集中師陀已經在為宗法制農村社會唱了一曲輓歌。「百順街」（《百順街》）留存的三大美德竟是：按祖先的習慣平安度日；避實擊虛，硬來軟受；對家長裏短好充俠士好漢，愛抱不平。師陀筆下廣袤的土地也被描繪成曠野、荒原，《毒咒》中畢四奶奶淒厲的咒罵「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斷戶，有毒！」這彷彿是一個模糊的預言。而《百順街》和《毒咒》都以一場熊熊大火的燃燒作尾。這似乎又隱喻著作者對無望的落末的鄉村文化與麻木、庸俗的民族性格的痛恨。而中篇小說《無望村的館主》則通過對吳王村地主寶善堂三代人命運的典型化描繪，吳王村變成無望村的破敗結局，預言了殘暴、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家長制日漸萎縮的生命力和必將沒落、崩潰的命運。
「凡是到果園城來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幸全，他一走進城門，走進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會比破了財還狼狽，首先他找不見他自己了」。果園城寂靜而沉悶的環境讓所有的生命無聲無息地枯萎消逝。而師陀正是以和緩的筆調訴說著他對這種靜止而封閉的小城社會和宗法文化的深刻思考，在蒼涼的輓歌中揭示其沒落的必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民族文化的反思。師陀一方面以詩化的方式為鄉土中國蒙上了一層恬靜的面紗，極盡展示其世外桃源、田園牧歌式的一面，來抗拒、諷刺現代都市文明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師陀更道出了對鄉土中國因循、腐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