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改這本小書的過程中，我但願推開這些老印象，時作時輟，精神上老在鬥爭。今天再來看這些小故事是令人痛苦的。雖然沒有按照計劃寫完，寫的時候也只憑童年留下的印象，片面、膚淺，都是它的嚴重缺點，但是如果拿它來和我們今天的小城鎮比一比，拿那個社會和我們今天的社會比一比，從反面——從對舊時代的憎惡中，也許倒能發生點積極作用。假使真能如此，那就不算白花時間了。至於寫它的起因和經過，這小書原來有一篇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寫的舊序，全部重印既不必要，為省事起見，現在且擇要節錄在下面：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底，我從北平來上海，繞道靠平漢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當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樓上，推開後面的板窗，從窗外結了青青果實的棗樹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見挺立城頭的塔。……有一天朋友牽著他的剛會蹦蹦跳跳的小女上來閒談，我告訴他想拿他們小城寫一本書。我當然不是天才，看那麼十幾二十天便自詡能瞭解這個小城，可惡的是它的果樹，它們一開頭就把我給迷住了。我生平還是頭一回看見城裡栽這麼多果樹，出去走走，沿城腳到處是花紅園……
「這就是我要寫『果園城記』的緣起，可是並不曾馬上兌現。數日後我們同時離開他的家鄉，我既到南方，日子照例糊裡糊塗混過去；他先在我的家鄉教書，隨後又上山東做官。天下真有許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個現成的例子，過去他曾當過跟小兵差不多少的上士；夾過公事皮包；當過教員；跟土匪拜過把；也寫過白話詩。據說有一年他正給什麼警備司令當秘書，和上司弄的挺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辭而去，跑到民團裡去當兵。他就是這種人。不相識的可能把他想像作怒目橫眉的渾漢，而實際上他為人忠厚謹慎，彬彬有禮，也沒有野心。他的可愛處就在撒得開。
「接著是所謂『七．七事變』，北方先打起來了。他丟掉官跑到濟南辦報，寫信來說：『肯不肯來熱鬧熱鬧？千萬別相信報；你在上海報上天天看見濟南轟炸，這邊城上卻是一片藍空。』可是我這邊還沒來得及斟酌，他那裡濟南先失陷了，韓復榘發完兩個月衝鋒陷陣的空頭新聞，自己終於向後轉跑了。我以後再沒有接到他的消息，自己從此也就流落洋場，如夢如魘，如釜底遊魂，一住八載。
「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日子都是怎麼樣混過去活過來的。民國二十七年九月間，我在一間像棺材的小屋裡寫下本書頭一篇『果園城』。這也並非忽然想起來要踐約；……只是心懷亡國奴之牢愁，而又身無長技足以別謀生路，無聊之極，偶然拈弄筆墨消遣罷了。第二年——民國二十八年更困難了，我搬進一間更小，更像棺材，我稱之為『餓夫墓』，也就是現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這『墓』裡，從新拾起『果園城記』，……
「這小書的主人公是個我想像中的小城，……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像個活的人。我從它的壽命中切取我頂熟悉的一段：從前清末年到民國二十五年，凡我能瞭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進去。這些材料不見得同是小城的出產，它們有鄉下來的，也有都市來的，要之在乎它們是否跟一個小城的性格適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說過，我只寫我瞭解的部分。現在我還沒有將能寫的寫完，我但願能寫完，即使終我的一生。
「我還得提起我那位好朋友。好幾年來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在魯西戰死了，最近據輾轉得來的消息，聽說他直到現在還在山東。那麼他假使有機會看見這本小書——果園城的一角，可能認為跟他的果園城大有出入。這是我的果園城。其中的人物是我習知的人物，事件是我習知的事件，可又不儘是某人的寫照或某事的拓本。……」
上面說「我的果園城」，並不是我真有過什麼城；還有「我從它的壽命中切取我頂熟悉的一段：從前清末年到民國二十五年」的話，其實也是誇張。少年時期我的確在這種小城裡住過幾年，但也就是幾年。後來每一回想，留下的印象總是好的方面少，壞的方面多。在解放以前，中國的縣城本來都是大農村，很少例外。它們和普通農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豪紳地主更集中，做官的固然是他們，在社會上活動的是他們，開舖子的也多半是他們。大概從秦始皇時代起，土地就成了剝削階級投資的主要目標，連純粹的商人，一賺到錢也總是拚命買土地。居民中當然也有農民、行商走販、商店職員、手工業者；解放以後，特別是合作化以後，這些人都生氣勃勃站起來了；但是抗日戰爭以前，跼蹐在重重束縛和壓迫下面，卻很難使人寄以希望，雖然他們是好人，他們也有說不盡的痛苦、牢騷。本地也往往出幾位革命家，可是在這淺「水」裡根本不能存身，要麼就得像徐立剛似的永遠不回來，要麼就得像我那位「怪」朋友，偶然回來也只是悄悄住幾天。我憑著印象寫這些小故事，希望匯總起來，讓人看見那個黑暗、痛苦、絕望、該被咒詛的社會。又因為它畢竟是中國的土地，畢竟住著許多痛苦但又是極善良的人，我特地借那位「怪」朋友家鄉的果園來把它裝飾的美點，特地請漁夫的兒子和水鬼阿嚏來給它增加點生氣。這是應該補充說明的一點。
按當時的計劃，我預備至少寫那麼三四十篇，想起來就寫，盡可能各方面都寫到，給這小城大體上畫出個輪廓。前不久偶然翻爛紙堆，從裡頭翻出個紙包，連我自己也想不起怎麼會留下來的，紙包裡有三份「果園城記」的目錄，目錄中有些題目是已經寫成的，底下注著寫成的日期；有幾個題目一直沒有寫；另外還有幾則零星札記。這些沒有寫的題目是驢夫的故事，地方戲藝人的故事，手工業者的故事，當然還應該有鋪子職員與學徒的故事，縣官的故事，國民黨黨老爺的故事。但是我畢竟是個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我在舊序上說「但願能寫完，即使終我的一生」，事實上遠在寫序以前，我就應該知道寫不下去了。遠在日本人投降以前，新的形勢在吸引我，我滿腦子的不切合實際的空想，沒有法子勉強把自己摁進舊的回憶裡。隨後我和上海的普通居民一齊為勝利歡喜欲狂，可是立刻又掉進更大的痛苦裡。後來有人贈給國民黨反動派一副對，叫做「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若論他們喪心病狂的程度，抗戰以前比勝利以後到底還遜色的多。即使從消極角度出發來寫這些教人咒詛或教人同情的小故事也沒有必要了。我嘴裡說要寫下去，感情上卻早已關了這小城的門。這是應該補充說明的第二點。
另外還有幾點似乎也需要附帶說明。第一，舊版共十八篇，刪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寫成的「劉爺列傳」和一九四三年四月寫成的「孟安卿的堂兄弟」兩篇，補入在上海等待解放時為消磨時間寫的「北門街的好漢」，湊成十七篇。第二，原來舊序上說我不知道馬叔敖是誰，這是不確實的，他把這小書貫串起來，同時又是其中一個人物。按原來計劃，我是預備用最後兩篇的篇幅來專門寫他的：他因為歷史上的關係，最後逃避搜捕，離開這個小城。因此，第三，馬叔敖並不是我自己，雖然由現存的小故事看，他的觀點和感情有一部分就是我的，安到他身上也許並不完全合適。
最後我想還應該對那位「怪」朋友加點解釋，單從舊序上他的履歷看，別人是很難理解的。其實他是共產黨員，因為工作關係，老像打閃似的調換職業。他到山東去做「官」是一九三七年春天，在聊城給范築先當秘書，到濟南辦報想來也是奉了黨的命令去的。不久濟南淪陷，因為這個關係，揣度他可能轉移回到聊城。一九三八年聊城被日寇包圍，反動派已經丟盡臉，便拿范築先領導的軍隊作為他們的軍隊向老百姓冒功，在報上宣佈范氏與司令部全體壯烈殉國。我相信他戰死魯西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當時寫信向一位在皖北工作的朋友打聽他的消息，也說早已失掉聯繫，過了七八年，又來信說聽「一位山東來人」講他還在山東。希望他看見這本小書的話只不過是一種感情，其實只要人活著，看不看見又有什麼關係呢？事實上「山東來人」的話也是傳聞，解放以後得到證明，他在聊城戰役中擔任部隊的政委，和范築先同時在戰鬥中犧牲了的。他叫做趙一平、趙伊坪、趙羅坪，可能還有別的名字。用趙石越、伊坪、蔚靈等筆名發表過詩。也就是那一回翻爛紙堆，發現他的一張變黃了的照像和幾封舊信，大概可以算作我難得保存的最老的紀念品了吧。
一九五一年參加土改，從他家鄉的小城城外走過，來不及停留，只見那座嚇人的塔還在城頭上，不知什麼時候被炮彈打飛了「寶頂」。我有兩種感情，快樂而又悲哀：人所期望所擁護的革命終於成功；同時想到他已經不能和我們同享革命成功的快樂，又不得不為之「腹痛」……
現在想來，這塔應該和那代表封建勢力的城牆一齊被拆掉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夜記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