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點：翻開日報，在副刊裡看了幾篇黃色文字。
上午九點一刻：我想喝酒，但是酒瓶已空。我伏在書桌上，將兩家報紙的連載小說寫好。
上午十點半：雷老太太出街回來，說是信箱塞著一本書，打開一看，原來是《前衛文學》第二期。我彷彿見到了一個久別重逢的老友，情緒登時緊張起來。但是，當我將內文約略看過一遍之後，我是大大地失望了。麥荷門無法找到水準較高的創作；同時在譯文方面也錯誤地選了一些陳舊的東西；一篇討論狄更斯的寫實手法；另一篇則研究莎士比亞的喜劇。狄更斯與莎士比亞無疑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兩個巨匠；但是一本題名「前衛」的文學雜誌應該在其有限的篇幅中多介紹一些最新的作品與思潮。事實上，研究狄更斯與莎士比亞的專書不知道有多少，《前衛文學》偶爾發表一兩篇評介文字，決不會產生任何作用。這樣的做法，顯然有悖於創辦這本雜誌的宗旨。但是我已變成一個依靠撰寫黃色文字謀生的人，當然沒有資格再給荷門任何忠告。我嘆了一口氣，將這本《前衛文學》擲入字紙簍。
中午十二點半：我在「金馬車」吃羅宋大餐，邊吃，邊聯想到舊日上海霞飛路的「弟弟斯」與「卡夫卡斯」。那些沒有祖國的白俄們，如何用古老的烹調法去賺取中國人的好奇。
下午兩點半：我在「豪華」戲院看電影。一張陳舊的片子，依舊不失其原有的光澤。
下午四點半：我在怡和街遇見一個老同學。他吃驚地問我什麼時候到香港的，我說十幾年了。他說他在這裡也住了十幾年，怎麼從未跟我碰過頭。於是一同走進情調優美的「松竹餐廳」。他要了咖啡；我要了茶。他敬我一支煙，但是那是一種廉價煙，吸在嘴裡，辣得很。問起近況，他說他在一家進出口商行當雜工。我聽後，久久發愣，嘗到了一種淒涼的滋味（一個大學畢業生，為了生活，竟在一家進出口商行當雜工。這是什麼世界？這是什麼時代？）然而他還在笑；而且笑得如此安詳。他說他明白我的意思；同時用樂觀的口氣作了一番解釋。按照他的說法：大學畢業生做雜工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即使拉黃包車，也決不可恥。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安於貧？能不能減少自己的慾望？能不能心平氣和地接受現實？
下午五點半：與這位老同學在街口分手，望著他的背影，我見到了一個平凡的巨人。
下午五點三十五分：走進一家書店，有人將乾隆壬子程偉元「詳加標閱改訂」的第二次木活字排印本百廿回《紅樓夢》全部影印出來了。這是近年出版界的一樁大事，值得讚揚，如果一般惟利是圖的盜印商也肯做一些諸如此類的好事情的話，對於下一代必可產生極其良好的影響。
下午六點正：坐在維多利亞的長椅上，看落日光將雲層染得——
下午六點四十分：沿著英皇道向北角走去。十年前的北角像一個未施脂粉的鄉下姑娘；今天的北角是濃妝艷服的貴婦人。
晚上七點一刻：在「四五六菜館」飲花彫。夥計特別推薦新的蟶子。我要了一碟。離開上海到現在，已經十四年了。整整十四年沒有嘗過蟶子。想起似煙的往事，完全辨不出蟶子的鮮味。
晚上八點十分：站在一家玩具店門前，看櫥窗裡的玩具。童心未泯？抑或太過無聊？
晚上九點：搭乘電車去灣仔，在一家手指舞廳購買廉價的愛情。我知道我是想去尋找楊露的；但是我竟一再欺騙自己。走進舞廳後，心裡想叫楊露坐台，嘴上卻講出另外一個舞女的名字。那舞女笑瞇瞇地走過來，坐定，細聲告訴我楊露已經輟舞了。我心似刀割，緊緊摟著她，將她當作楊露。楊露是一個可憐又復可愛的女孩子；她接受了我的同情；卻拒絕了我的愛情。對於我，這是一次難忘的教訓。
晚上十一點半：我與一個自稱只有二十歲的老舞女在「東興樓」吃消夜。我並不飢餓，但是我向夥計要了一些酒菜。我並不喜歡這個老舞女，但是我買了五個鐘帶她出來。當我跟她共舞時，我感到孤獨。樂隊企圖用聲音使人忘記時間。人的感情被煙霧包圍了。忽然有人輕拍我肩，回過頭去，原來是梳著雀巢髮型的司馬莉。很久不見了，這位早熟的女孩子依舊塗著太黑的眼圈。她說她的父母到朋友家裡打麻將去了。她說她已輟學。她說她決定下個月結婚。她說她很愉快。她說她希望我能夠參加她的婚禮。關於這一點，我坦白告訴她：我是不會參加的。她笑了，笑得很狡獪。她用揶揄的口吻指我膽小似鼠。我並不覺得這是一種侮辱，因為她仍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