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上海雖然很早就淪陷了，但租界還保持著特殊的地位。那時維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駐兵，這些駐兵雖都有他們的防區，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與舞場中不難碰到，而因國際戰事與政治的態度，常有衝突與爭鬥的事情發生。

記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裡一點鐘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地方出來，那時馬路已經很靜，行人不見一個，但當我穿過馬路的時候，路角有一個人叫住了我：

「對不起，先生。」

是一個美國軍官，好像走不動似的。

「怎麼？」我停步了。

「可以為我叫一輛汽車嗎？」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驚了：

「是受傷了嗎？」

「是的。」他說著就靠在牆上。

「你就這樣等著。」我說著就跑到附近的維納斯舞廳，本想到裡面去打個電話，但因為裡面美國兵與意國兵正在衝突起鬨，許多武裝的巡捕擁在門內門外，叫我不能進去，於是我只得到別處去借。那時街上的店，大都關著門，再沒有別的地方可有電話，最後我終於跑到了車行，做了一輛車子到那個美國軍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車時，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當時我一半為同情一半為好奇，我說：

「要我陪你到醫院嗎？」

「假如這不是太麻煩你的話。」

於是我就陪他上車，我說：

「到仁濟醫院嗎？」

「不，」他對車伕說：「到靜安寺路麥特赫司脫路。」

雖然也算中國話，但不夠純粹，於是我又為他重說了一遍，但是我心裡很奇怪，難道裡面也有一個醫院嗎？

不過我沒有發問，因為有更好奇的問題在我心中跳躍，我問：

「可是在維納斯受傷的？」

「是。」他說：「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槍走火的。」

「沒有人伴你走出來嗎？」

「沒有，」他說：「我們的人手已經太少了。」

「那麼也沒有人知道你受傷？」

「當時我自己也以為是輕傷，誰知也不很輕。」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來，我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讓他擱腳。

到靜安寺路的時候，他指揮車伕停在一個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車錢，伴他進了公寓，走進電梯，他指揮在三層樓的地方停下來。我以為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電梯，到一個門口，他拿鑰匙開門時，我才看到「外科神經科專家費利普醫師診所」的銅牌。

他帶我進去，開亮了電燈，是一個寬曠整潔外科醫生的診所，外間是候診室，但裡面沒有一個人，我們走進去，我正想發問的時候，他說：

「現在我要自己做這個手術，你可以幫我忙嗎？」笑得不像是一個帶傷的人。

「你以為我可以幫你嗎？」

「只要你願意。」他說著坐在椅上，拿著紙煙，並且遞給我一支，接著說：「你可以今夜不回去？」

「自然可以。」我把煙放在桌上，沒有吸。

「真的？那麼我不去叫費利普醫生了。」

「你以為我勝任嗎？」我說。

「當然我只請你作助手。」他笑：「我是一個很能幹的外科醫生呢。」他吸起了煙又說：「你不吸嗎？」

「我想先為你做點事情吧。」

「你沒有太太？」

「我是獨身主義者。」

「好極了，我們正是同志。」他說著站起來，又帶我走進去，那是一間潔淨無比的手術室。他叫我幫他脫去了軍裝，換上了一件掛在壁上的白衣，接著叫我也換上一件，於是一同洗手，又轉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電爐，由他自己在玻璃櫃中檢點外科的用具，遞給我去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銀盤中佈置應用的藥品，放在手術的榻旁，於是指導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導我將消毒紗布放在另一個銀盤上，又指導我用鉗子將外科用具從消毒鍋中鉗出，再放在紗布上面，最後叫我把銀盤拿去。

那時他已經脫去了鞋與襪子，用火酒揩洗受彈的創口，又用碘酒燒炙創口的四周，於是開始在那裡打麻藥針。

血從他創口中流出來，他叫我拿桌上的檯燈過去，用燈光探照著他的創口，他檢查了一會以後，說：

「還好。」

「怎麼？」

「子彈斜著進去，不深。」

「在裡面嗎？」

「我想是的。」

於是我看他用刀用鉗，用紗布，大概一刻鐘的工夫，他鉗出了子彈。他叫我把檯燈放好；我看他用藥敷在布上，最後就開始包紮。

事情總算完畢了，他休息在手術榻上，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又叫我把藥物紗布等一同放回原處，他說：

「萬分感激你，明天費利普醫師來時，可以不讓他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大概二十分鐘以後，我已經收拾了一切，拿剛才他給我的紙煙，坐在沙發上抽起來。我說：

「原來你是一個軍官還兼外科醫生。」

「這叫做軍醫。」他說著坐了起來，開始吸煙，露出滿足的笑容說：「好朋友，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

這是我與史蒂芬交友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