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青與桃紅》第一部首頁附有一張美國中西部的地圖，是桃紅寫給移民局的第一封信的說明：
『「我就在地圖上那些地方逛。要追你就來追吧。反正我不是桑青。……到了一站又一站，沒有一定的地方。我永遠在路上。」』
這幾句話所顯示的當然是流放（ｅｘｉｌｅ）的主題。當我初讀此書的時候，大概是在七零年代吧，滿腦子都是流放和疏離意識，以及由此而生的自我認同的困擾。讀完此書後，我感慨萬千，覺得自己又是桑青，又是桃紅，但又與兩者不盡相同（我畢竟還是男人）。我也是一個因留學而「自我放逐」在美國的中國人，雖生在大陸，但並不能認同大陸的中國，而對台灣的情結仍然是千絲萬縷，後來拿到學位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竟然也發生了居留問題，心裡無數次想寫信給移民局官員解釋並抗議，最後還是在一氣之下，一走了之，到香港教書去了。（後來又重回美國，那是後話。）記得在整理行裝的時候，找到了幾張美國地圖，我那時還不會開車，每次搭朋友的順風車去各地旅遊時，都自充看地圖的嚮導，也就和地圖結下了不解緣。因看美國地圖而引起的疏離和無根感，與桃紅的心態頗有些相似之處。
然而我當時畢竟太年輕；心目中並沒有繪出桑青的地圖——「祖國」的千山萬水，大好河山，我雖有動亂時抗戰逃難的記憶，但覺得它是夢魘，不願意多想，卻反而因「無根」而故意去研究美國文化，這是一種頗為矛盾的心理。看完了《桑青與桃紅》，使我心中頓時又充實了很多，桃紅雖在逃亡，後面還有想像中的追兵（移民局官員），但她也帶回一個「她者」——桑青，因為這兩個人物本是「雙重性格」的同一人。我感到桃紅的虛空是「虛」的，甚至是虛構的，而她的前半生——桑青的經歷，才是紮紮實實的歷史，是廿世紀中國知識份子顛沛流離的真實的見證。所以，我當時認為桃紅向移民局交代的證據——桑青的日記——其實就是中國近代史。而移民局又有哪個官員真正懂得中文，更遑論對中國近代史有興趣？
於是，我似乎又從桃紅轉向桑青，從小說走回歷史，開始研究中國了。然而，我又不能像大部份保釣運動的領袖一樣，為了對台灣的不滿而認同中共，作紅色的夢。（我想桃紅也可能走向這條路）。於是，我的另一個「認同危機」又應運而生了。
以上這些瑣碎的回憶，只是為《桑青與桃紅》作個見證，因為它為我這一代，和較早一代的留學生勾繪出一個動人的心路歷程。那張美國地圖，其實是有象徵作用的，它表面上所標誌的是美國的中西部，但是背後所顯示的卻是流亡美國的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中國：它既是歷史，也是神話。這一種從心理或文化角度對地理和空間的描述，目前文學理論家常用一個字來形容：「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重新繪製心目中的「地圖」，也就是對原來的情境作一個新的解釋。
真沒有想到，《桑青與桃紅》這本書也歷盡滄桑，每次出版，似乎都引起一陣風波，而這本書的意義，也隨時代的變遷而不同。因此，我也數次作詮釋上的調整，不停的作「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七零年代初出版的時候，它的意義是政治性的。在《聯合報》連載的中途被禁。在藝術上是「先鋒」性的，因為它的敘事技巧和心理分剖方法，都和我們當時所讀的西洋小說和文學理論不謀而合。對留學生讀者而言，它又是「認同混淆」的見證和考驗。到了八零年代，女權和女性主義抬頭，這本小說又被視作探討女性心理的開山之作。我記得讀過一篇書評，是一位美國女權主義的學者寫的，她批評「這本小說的思想還不夠前進」，兩女主角的「雙重人格」心理問題，到了八零年代反而認為是老調了，當然，在這篇書評中，對於中國近代史隻字不提，更談不到知識份子的認同問題。然而，不知不覺之中，這本書仍然在冥冥之中牽引著我，使我認識它的作者聶華苓女士，而且在八零年代末期，竟然變成了她的女婿。記得我時常在週末從芝加哥開車到愛荷華，車上也帶了地圖，但開慣了，那條八十號公路，我瞭如指掌，那裡可以停車加油，那裡有麥當勞漢堡可吃，那裡有好風景可看，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從芝加哥開車向西走，開始時路上有走不完的人和開不完的車，快過愛荷華邊界時，人和車都少多了，四周的田野廣闊無比，「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線在後面闔上了。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線在前面昇起來了。」我雖沒有像桃紅一樣把車速開到每小時一百里，但心情卻迥然不同，非但不感到失落，而且還頗為「落實」。也許，正如我對這段路的地圖瞭如指掌一樣，我對美國這塊土地——特別是中西部，也開始有相當程度上的認同，而華苓似乎更是如此，她在八零年代所寫的《千山外水長流》，就和《桑青與桃紅》大異其趣。我們都在下意識之間作了另一次的「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到了九零年代，使我最料想不到的是：幾乎不約而同的，幾位在美國大學教中國文學的教授朋友都採用這本小說作教科書，而研究亞美（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文學的學者，最後也「發掘」了這本小說並肯定它的價值。這一次，《桑青與桃紅》又從「女性主義」走入所謂「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研究的領域。這個字原指猶太人流散移居到其他國家，目前的用法，似乎泛指從原籍國移居他國的移民。這個現象，在廿世紀末期更形顯著，移民潮一波又一波，就美國而言，近廿年移民來的亞洲美國人，都變成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成員。這些新移民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與原來「祖國」的關係並沒有隔斷，而且來往頻繁，因此，他們也都是「雙語」和「雙重文化」的實踐者。於是，《桑青與桃紅》又被視為這一方面的始作俑者，因為早在七零年代這本小說就在探討移民問題了，而且，它所代表的正是「雙重個性」所涵蘊的雙重文化和語言。從散居移民的立場再來詮釋這本小說，我再次領悟到桃紅給移民局官員的信的特別意義：她是在向所在國解釋為什麼要從祖國離散。桃紅寫到第四封信時，又附了一張地圖，但仍然無法解決她的認同和歸宿問題，地圖愈詳盡，她愈失落。「到了一站又一站，沒有一定的地方。」
然而，到了廿世紀末，離散和移居已成了常態，大家的身邊和心裡都攜帶了好幾張地圖，而且，交通方便，來來往往走多了，路也熬了，並不感到失落。如果桑青／桃紅還活著，我想她也不致於感到隔絕了吧？說不定早已變成美國公民，在中、西部都買了房子定居，成家立業，也不需要再向移民局官員寫信了，倒是會時常寫信給大陸離散已久的親戚朋友。
在這個世界性的移民大地圖中，我們都是桑青與桃紅的子孫。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這本小說終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