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論部分是根據潛在的不可能的假設進行的。它雖然在邏輯上站得住腳，但不適用於實際情況。
我們關於李嘉圖思想的精深及其表達的不完善已經談了很多，特別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報酬遞減規律而不加限制的種種原因。我們這種意見，在他討論土地改良和農業稅的歸宿的影響中也同樣適用。
他對亞當·斯密的批評是極不慎重的；如馬爾薩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經濟學》第十節的結束語），「李嘉圖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後結果，關於地租他總是採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暫時的結果，他才能反駁亞當·斯密的這一論點：即種植稻米或馬鈴薯比種植小麥會提供較高的地租」。如馬爾薩斯繼續說：「實際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會暫時下降，因為把小麥改種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則他也許不會很錯。
但是認為在一個不能輸入很多小麥的國家中，很容易這樣來調整田賦和阻礙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階級在短時間內大發橫財，而使人民大眾貧困不堪，在李嘉圖的時代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甚至現在認識這一點也是有莫大的科學興趣的。毫無疑問，當人民貧病交加的時候，地主階級的錢袋勢必受到損害。但這個事實並不能削弱李嘉圖的下述論點：即他一生中農業價格和地租的暴漲，表明了國家所受的損害比地主階級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較量。但是，讓我們來考察李嘉圖的某些論證，而這些論證是他喜歡從定義明確的假設開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確結果；而這些結果讀者可以自行綜合，以便使它們能應用於現實生活。
我們首先假定，某個國家所種植的「小麥」是絕對必需的；也就是說，小麥的需求沒有彈性，它的邊際生產成本的任何變動，只會影響人們對它所支付的價格，而不會影響它的消費量。其次假定，小麥不進口。那末，對小麥徵收十分之一的稅的結果，就會使它的實際價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十分之九足以報酬邊際投資量，從而，各宗投資量為止。因此，每塊土地的小麥總剩餘和以前一樣；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麥既當作租稅而被徵用，所以，餘下的只是以前小麥剩餘的十分之九。因為它各部分的實際價值都按九與十之比上升，所以，實際剩餘不變。
但是，農產品的需求絕對沒有彈性的這一假設是一個反常的假設。其實價格上漲勢必使某些農產品（如果不是主要糧食）的需求有所減少，因此，小麥價值（即總產量的價值）永不會和稅額成正比例的上漲，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運用的勞動和資本將有所減少。從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麥剩餘勢必減少，但減少的比例卻因地而異。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麥剩餘當作租稅而被徵用，同時它各部分的實際價值都按小於九與十之比上升，所以，實際剩餘有雙重的下降（本書上卷第177頁的圖把這些推理同時譯成幾何學用語）。
在現代條件下，小麥的自由進口使租稅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剩餘會下降得很快；即使沒有進口，如果小麥實際價值的上漲使人口減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效率，也會逐漸產生同樣的結果。降低生活水準和效率的這兩種影響對生產者的剩餘也有類似的作用；二者使勞動對僱主很貴，而後者又使工人的實際計時工資低微。
李嘉圖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推理，是很難理解的：因為他往往不加說明，當他不再討論那些「直接的」並和人口的增長相較而屬於「短時期」的結果，就轉向那些「最後的」和屬於「長時期的」結果，而在長時期中，農產品的勞動價值有時間大大地影響人口的數量，從而，影響農產品的需求。如果補充了這種解釋，則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腳的地方。
現在我們可以考察他就農藝改良的影響所提出的論點，他把農業改良分為兩類。而特別饒有科學興味的是他對第一類的討論。所謂第一類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較少的資本獲得同樣的產量，而不破壞相續資本部分的生產力之間的差別」的改良；當然，為了他的一般論證，可以忽略這一事實：即任何一種改良對一塊地的貢獻比對另一塊地要大些（參閱本書第四篇，第三章，第四節），和以前一樣，李嘉圖假定小麥的需求沒有彈性，他證明，資本將從較貧瘠的土地（或從較肥沃的土地的較多的集約經營）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條件下投資所得的用小麥計算的剩餘（即如我們所指的小麥剩餘）和那些不是像以前處於耕作邊際的土地相較，將是一種剩餘；由於根據假設二次投資的生產力的差別不變，所以，小麥剩餘勢必減少，當然，這種剩餘的實際價值和勞動價值下降得更多。
這點可以用右圖來說明；圖中曲線AC代表當作一個農場的全國土地對各宗資本和勞動的投資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勞動和資本並不是按它們投資的順序，而是按它們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