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一世紀以前，資本的缺乏使經濟學家過分強調資本的供給在工資決定方面所起的作用。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人民雖然很窮，歐洲各國人民則更窮。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很稀少，因此，糧價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們還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籌軍餉。法國在最初幾次勝利後，靠勒索他國度日。而中歐各國如無英國的幫助，就不能維持自己的軍隊。就連年輕力壯而擁有國家資源的美國也並不富裕；她不能補助大陸上的軍隊。
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尋求解釋：並且認為主要是由於英國的積累資本，而以現在的標準判斷這種資本雖為數很少，但在當時，英國的積累資本比起任何別的國家來都多得多。其他各國都很羨慕英國，想效仿英國；但是，它們力不從心，部分是由於別的原因，而主要是由於它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它們的年收入都用於直接消費。在這些國家中，沒有大批的人，他們存有大量財富，無須立即消費，並把這些財富用於製造機器和能輔助勞動的其他東西上，使勞動能夠生產大量物資以供未來消費之用。由於到處（甚至包括英國在內）缺乏資本，由於勞動日益依靠機器的輔助，由於盧梭信徒們的那一套傻話（他們告訴工人階級，如果他們完全沒有資本，他們的生活會大大改善），使他們的說法具有一種特殊的色調。
因此，當時經濟學家極端強調的是，首先，勞動需要資本維持即需要已經生產出來的新衣服等等的給養；其次，勞動需要採取工廠、原料貯藏等形式的資本的輔助。當然，工人也許會供給自己資本，但實際上他只有幾件衣服和傢具，也許還有自己的少數簡單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別人的儲蓄的。勞動者領到的是現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麵包，或用以購買這些的貨幣。資本家得到的是，毛紡成毛線，毛線織成毛布，或土地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數場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現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麵包。誠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僱主和僱工之間一般的交易是，後者所得到的東西是供直接使用的東西，而前者所得到的東西是有助於製造以後行將使用的東西。經濟學家們把這些事實表述成：一切勞動都需要資本的維持，不論這種資本屬於自己或屬於別人；此外，當任何一個人受雇於人時，他的工資照例是從資本家的資本中預付給他的——所謂預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從事製造的東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時候。這些簡單命題受到很多批評，但是，它們從來沒有被任何人所否認，只要他按照它們的原意來理解。
不過，較老的經濟學家繼續說，工資數量是受資本數量的限制的。
而這個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過是一種粗枝大葉的說法而已。它曾給人這樣一種想法：一個國家在比方說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資數量是一個固定的數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罷工的威脅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資，人們會告訴他們，其他工人群眾因此會受到損失，而損失的總額恰等於他們的工資增加額。說這種話的那些人也許想到一年只收穫一次的農產物。如果一次收穫的小麥在次年收穫以前勢必吃光，如果本國不輸入小麥，那末的確，任何人食用的小麥份額如果增加，則其他人恰將減少同樣的份額。但是，這點並不能作為一國應付工資數量由該國資本所規定這一命題的口實，這個命題是被稱為「庸俗形式的工資基金理論」的一種學說。
第二節這種誇大可以從穆勒的《價值論》前的第二篇《工資論》中看出來；但在第四篇《分配論》中，卻不再有這種擴大。資本和勞動，以及生產和勞動之間相互關係的部分對稱。
前面已經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節），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會主義者及民心的一般趨向的交錯影響下，從事強調經濟學中和機械因素相對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意那些習俗和社會不斷的變遷以及人性的不斷改變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他和孔德一致認為從前的經濟學家對人性之易變作了過低的估計。正是這種願望推動他晚年從事於經濟研究工作，而這種工作和他寫《關於未解決的幾個問題的文集》時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正是這個願望誘引他把分配和交換區別開來，並主張分配規律取決於「特定的人類制度」，並隨著人類的情感、思想和行動從一種狀態轉入另一種狀態而往往變化不絕。從而，他把分配規律和他認為建立在一成不變的自然基礎上的生產規律，以及和他認為與數學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換規律都對立起來。的確，他有時說，彷彿經濟科學主要討論的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換理論視作分配理論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他把這兩種理論區分開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討論《分配》，而在第三篇討論《交換的機器》（參考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節和第十六章的第六節）。
這樣做的時候，他讓經濟學更合乎人情的那種熱誠戰勝他的判斷，並且促使他工作而沒有完全的分析。因為他把主要的工資理論放在供求的說明以前，這樣就使他失去滿意地討論工資理論的一切機會；而事實上他竭力主張（《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節），「工資主要取決於人口和資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後來解釋的，取決於「僱傭勞動階級的人數」和「由用來僱傭勞動的那部分流動資本構成的所謂工資基金總額的比例。」
事實是，分配和交換的理論密切聯繫得略多於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中每個方面都有機械準確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個方面都有取決於「特定的人類制度並因時因地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將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認識到這個偉大的真理，他也許不會像他在第二篇中那樣力求用工資問題的提出來代替它的解決，而也許會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關於決定國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樣，也許會大大促進經濟學的發展。
實際上當他的朋友桑頓跟在郎格、克利夫·萊斯里、傑文斯和其他學者之後，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辭不當時，他完全接受了這個意見，並誇大敘述了他自己的過去錯誤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敵人所作的讓步。他說（《論文集》，第4卷，第46頁），「沒有這樣的自然規律，它生來就使工資不可能上漲到這一點，在這點，它不僅吞盡他（僱主）企圖用在營業上的基金，而且還吞盡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費。這種上漲的真正限界是，對他有多大的損害或迫使他歇業的實際考慮，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工資基金限界。」他並沒有說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結果還是最後結果，指的是短期還是長期，但不論在哪種場合下，這種說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腳的。
就長時起來說，限界定得太高，工資不能長期上漲得幾乎吞盡像這裡所指的那樣多的國民收入。就短時起來說，限界又定得不夠高：因為當危急之際一次組織得很好的罷工在短時間內可以向僱主強索一種超過支付該時期原料以後的全部產值，從而，使他在當時的毛利成為負數。的確，不論較舊或較新形式的工資理論都和勞動市場上的任何特定鬥爭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它取決於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但是，工資理論對勞資關係的一般政策卻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們最終失敗的因素；哪些政策可通過適當的組織加以維持；哪些政策最後將使勞資雙方都兩敗俱傷，雖然他們組織得十分完善。
不久凱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圖用一種他自認為可以避免攻擊的敘述形式來恢複工資基金學說。雖然在他的大部分敘述中他避免了從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這樣做，只是由於他把這個學說的特徵都給解釋掉了，從而，所剩下的很少名副其實。不過，他說（第203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工資率和勞動的供給成反比例的變化」。就勞動供給的急劇增加的直接結果來說，他的論點是對的。但是，在人口增長的一般過程中，不僅資本的供給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時勞動的分工也愈細，效率愈高。他使用「成反比例的變化」一語是錯誤的。他應當說「在短時間內至少向著相反的方向變化」。他進而得出一個「出於意料的結果」，即勞動供給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資本與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種勞動）會使工資基金「隨著領工資的人數的增加而減少」。但這只是在工資總額不受生產總額的影響的條件下才會產生的結果；而實際上生產總額是所有影響工資的那些因素中最強有力的因素。
第三節續前。
不妨指出，工資基金的極端形式把工資說成是完全由需求決定的，雖然需求被粗淺地表達為取決於資本的數量。但有些經濟學的通俗注釋者似乎同時主張工資基金學說和工資鐵律（認為工資嚴格受人的培育費的決定）。當然他們可以把這兩種理論都加以改造，並造成一個多少和諧的整體，如凱恩斯後來所作的那樣。但似乎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工業受資本的限制這一命題，往往被解釋得實際上和工資基金理論意義相同。它可以被解釋得正確，但一種類似的解釋可以使「資本受工業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