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現代經濟科學受古代思想的影響間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卻少。
我們已經知道，經濟自由有它的歷史根源，但它基本上還是近代的產物；其次我們必須探究經濟科學的相應發展。現代社會條件是藉助於希臘思想和羅馬法從早期亞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發展而來的；不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卻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論的直接影響。
的確，現代經濟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礎上的那種工業體系和卑視工場手工業與商業的哲學是同那些固執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們對於他們的手工業和商業如同對於參預管理國家政治一樣都是引以為榮的。這些頑強而粗野的人很可能從過去大思想家的那種哲學上的鍛煉和廣泛的興趣得到實惠，但是，事實上，他們卻大力著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現代經濟學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樸素性，同時對把財富當作目的而不當作維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見。它直接討論的大體是公共收入，租稅的收益和效果；在這一點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國的政治家們，都一樣地隨著商業的擴大和戰費的增加而愈來愈感到自己經濟問題的迫切和困難了。
在歷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於盡力通過管理商業來使國家富強。他們主要關懷的一點是貴金屬的供給，而他們認為這種貴金屬，不論對個人或對國家，都是富的指標，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話。華斯哥·達·加馬和哥倫布在地理上的發現把商業問題在西歐各國從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關於貴金屬的重要性和獲得貴金屬供應的良方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足以決定戰爭與和平以及引起國家興亡的那種結盟的公共政策裁決者。有時，這類理論還大大地影響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遷棲。
有關貴金屬貿易的種種條例只不過是許多條例之一，這些條例力圖以不同程度的細節和嚴密來為每個人規定他應該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他應該賺取什麼，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條頓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紀的早期給予習慣以一種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它們從事應付那些在美洲貿易中發生的連續變化的趨勢時，影響了商人基爾特、地方當局和國家政府。在法國條頓人的這種偏向通過羅馬人的天才而轉化成制度，家長式的統治達到了頂點；科耳伯特的貿易條例已成為金科玉律。正當這個時候，經濟理論出現了，所謂重商主義體系顯露了頭角；貿易條例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實行著。
隨著歲月的推移，產生了一種走向經濟自由的趨勢，反對新思潮的人們在他們方面徵引前代重商主義者作為根據。但他們體系中所含的那些規定和限制是當時的時代精神；他們力圖實現的許多變革都指向企業自由。和主張嚴禁貴金屬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們特別論證的是，在長期內凡能使本國金銀之輸入多於輸出的各種貿易都不應加以禁止。讓商人自由地經營企業國家是否蒙受迫害，通過對問題的這種提法，他們曾倡導了一種新的思潮；這就不知不覺地走向經濟自由，其中一方面由於時勢，他方面由於西歐之人心所向。這種節制貿易限制的運動一直繼續到十八世紀後半期，當時是這一理論成熟的時期，即如國家企圖以人為的規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賦的自由權相對抗，則社會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
第二節重農學派。亞當·斯密發展了自由貿易論，並認為價值論是使經濟科學成為一個統一體的核心。
在廣泛的基礎上第一次有系統地建立經濟科學是由十八世紀中葉法國一群政治家和哲學家在路易十五的御醫魁奈醫生領導之下進行的。他們政策的基石是順從自然。
他們是最初宣布自由貿易主義學說為行動的一般原則的人，在這方面比起英國的先進作家達德利·諾斯爵士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他們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語調和性質中，許多都預示著後代。不過他們的思路不清，而這又是當時科學家的共同特點，這種思路不清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才從自然科學中清除出去。他們把順從自然的倫理原則和因果規律混同起來，前者用的是祈使語氣，規定某些行動規律；而後者用的卻是陳述語氣，是由研究自然而為科學所發現的規律。由於這點以及其他理由，他們的論著很少有直接的價值。
但它對現代經濟學的間接影響卻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們論證的清晰和邏輯上的一致使他們對後代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二，他們研究的主要動機，不在於增加商人的財富和充填國庫收入，像大多數他們的前輩那樣，而在於減輕因過度貧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墮落。這樣他們就給予經濟學以尋求有助於提高人類生活品行的現代目的。
第三節續前。
在前進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經濟學所曾邁的最大的一步，並不是一個學派的著作，而是一個人的著作。亞當·斯密的確不是當時唯一偉大濟學家。在他著書立說的不久以前，休謨和斯圖亞特對經濟理論已作出很重要的貢獻，安德森和楊格發表了一些極其有價值的經濟研究。但亞當·斯密的討論範圍足以包括他當時英法同輩著作中的全部精華。雖然他無疑地從別人承襲了不少的東西，但是我們越拿他和他的前輩和後繼者相比較，我們覺得他越有才華，知識越淵博，判斷越公正。
他在法國住過很長的時間，和重農主義者有過接觸；他鑽研過當時英國和法國的哲學，而他的通曉世事實際上是由於他的遠遊異鄉以及和蘇格蘭商人的親密往還。除這些有利的條件之外，還有他那非凡的觀察力、判斷力和推理力。結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輩有意見分歧的地方，他比他們差不多是更正確一些。而現在所知道的經濟學上的真理，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他所涉獵過的。因為他是頭一個就其各個主要社會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單憑這個理由，他也許有權被視作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
但是他所開闢的領域太大，不能由一個人全部勘測完畢。有時他所看到的許多真理，而在另一個時候卻從他的視野消失。因此，引證他以確證許多錯誤是可能的；雖然在檢查以後，他總是向著真理邁進的。
他用如此豐富的常識和淵博的實際商業知識發展了重農學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致使得這一理論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貿易一般有害無益這一論證而揚名本國和外國。在舉出利己心會使商人個人為害社會的種種情況的例證的同時，他認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對公眾的服務差不多總比商人的企業心差些，而不論該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對這一理論的辯護給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數德國學者在談到斯密主義的時候主要指的是這一點。
但畢竟這不是他的主要功績。他的主要功績在於他把當時英法學者和他的前輩關於價值的研究加以綜合和發展。說他在思想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是由於他首先對價值測量人類動機的方式作了慎重而科學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測量買主獲得財富的慾望，另方面測量生產者所出的勞作和犧牲（或「實際生產成本」）。
他所進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曉得，自然許多他的後繼者也沒有看出來。儘管如此，《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後的上乘經濟學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區刑，這種區別在於對用貨幣一方面衡量獲得一物的慾望和他方面衡量生產該物直接或間接所引起的種種勞作和自製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學者向這方面所作的努力雖然很重要，但是他對它的發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實際上倡導了這種新見解。在這方面，不論他或他的前輩和後繼者都沒有發明一種學術上的新概念；他們只不過把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概念加以明確化。事實上不慣於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貨幣看作動機和幸福的比實際上更加精確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於他沒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經濟學上的用語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專門些，現實性小些。但事實上它更加真實，因為它更加慎重，更周密地考慮到各種分歧和困難。
第四節對事實材料的研究並沒有為他的後輩所忽視，雖然他們中間有些人對演繹法持有偏見。
在亞當·斯密的同輩和直接後繼者中，沒有人具有像他那樣廣闊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們都作出極有價值的貢獻，各人都從事某類問題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的研究出自個人的天稟，而有些問題卻源於當時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紀的晚期，主要的經濟著作是歷史和敘事的，論述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業區勞動階級的狀況。楊格繼續寫他那有名的旅行紀要，伊登著述貧民史，此書充作所有後來工業史家的基礎和範例；而馬爾薩斯通過對歷史的鑽研指出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度中實際上決定人口增長的各種因素。
但總的看來，在亞當·斯密的直接後繼者中最有影響的人物要算邊沁了。他在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對十九世紀初期新興的英國經濟學派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是一個頑強的邏輯學家，反對貿易方面的各種毫無理由的限制和規定；他嚴正地要求這些限制和規定提出足以證明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