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人口學說史。
財富的生產不過是為了人類的生活，滿足人類的慾望，和身體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動之發展的一種手段。但是，人類本身就是那種以人類為最終目的之財富生產的主要手段①。本章及以下兩章對勞動的供給——就是人口在數目上、體力上、知識上和性格上的發展——將作一些研究。
①參看第4篇第1章第1節。
在動物和植物界中，動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個體繁殖其族類的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競爭的支配，這種競爭使初生之物在達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類之中，這兩種相反力量的衝突，因其他的影響而變為複雜了。一方面，對將來的顧慮使許多人控制他們的自然衝動：有時這是為了克盡父母之責的目的；有時則是由於卑鄙的動機，例如在羅馬帝國時代的羅馬就是這樣情況。另一方面，社會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對個人施加壓力，以達到有時加速、有時阻礙人口增長的目的。
人口增長的研究，往往被說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時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東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無名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的具有遠見的智慧已對國民的習慣發生影響——所制訂的法規、風俗和禮儀，對於其中的大部分，我們能溯源於人口研究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往往未被承認，有時甚至未被清楚地認識到。在強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軍事衝突時期，他們力求增加能負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給；而在進步的高級階段，他們諄諄教導對人類生活的神聖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進步的低級階段，他們又鼓勵，甚至強迫對老弱的人有時對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殘忍的屠殺。
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為了保持開拓殖民地的力量，並且因為戰爭的不斷發生，市民人數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種公共力量的源泉；輿論鼓勵結婚，而在許多情況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勵：雖然，連那時有思想的人也覺得，如果要減輕父母的責任，相反的行動也許是必要的①。在往後的時代里，正像羅雪爾所說的那樣①，國家應當鼓勵人口增長的意見，就時盛時衰了。在英國都鐸爾王朝最初兩王的統治下，這種意見最為盛行；但在十六世紀期間，這種意見就減弱和改變了；當廢除了僧職的獨身生活，和國家情況的穩定已對人口給與顯著的刺激時，而同時牧羊場的增加，以及工業體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業的瓦解，都減少了對勞動的有效需求，這種意見就開始衰落了。往後，人口的增長因生活舒適標準的提高而受到遏制，這種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紀上半期英國人民普遍採用小麥作為主要食物。在那時，甚至還有恐懼，認為人口實在是減少了，以後的研究證明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凱雷和威克斐爾德關於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論斷，已為潘提②預先說出一些了。蔡爾德也說：「凡是可以使一國人口減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國貧窮」，又說：「世界上文明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的貧富，多少是與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與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對法國的世界鬥爭達到頂點時，日益需要越來越多的軍隊，而製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來使用新機械，統治階級的偏見就非常贊成人口增加。這種意見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幾個孩子報效國家的人，享有國家補助的權利。在1806年軍事緊急中所通過的一項條例，規定凡有嫡出的孩子兩人以上的父親，可以享受免稅的權利，但一當拿破崙被安穩地幽禁在聖赫勒拿島上，這個條例就被廢除了。①
①好像亞里士多德《見他所著《政治學》第2篇第6章）反對柏拉圖的平分財產和消滅貧困的辦法，理由是，除非國家對人口增長加以堅決的控制，否則，這個辦法是不能實行的。正如周維特所指出的，柏拉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見他所著《法律》以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第7篇第16章）。以前認為：希臘的人口是從紀元前七世紀減少的，羅馬的人口是從紀元前三世紀減少的，這種意見近來已經成為問題了。參看《社會科學大辭典》中麥耶所著的《古代人口》一文。
①見羅雪爾所著《政治經濟學》第254節。
②他辯論說，荷蘭如與法國相比則似乎更為富裕，因為荷蘭人所獲得的許多利益，是住在貧瘠的土地、因而是較為分散的人們所不能得到的。「肥沃的土地比產生同樣地租的劣等土地更好。」見他所著《政治數學論》第1章。
③見蔡爾德所著《貿易論》第10章。海里士在他著的《貨幣論》中也有類似的議論，並且建議「對有孩子的人給予某些特權，以鼓勵在下層階級中的婚姻，」等等。
①皮特說：「在有許多孩子的情況下，讓我們使救濟成為權利和榮譽的問題，而不是恥辱和藐視的理由。這將使大家庭成為幸福，而不是禍患，而且在能以勞動來自己維持生活的人，與以幾個孩子報效國家之後有權要求國家幫助以維持生活的人之間，就可加以適當的區別了。」當然，他希望「在不需要救濟的地方，就不鼓勵救濟。」拿破崙一世曾經願意以他自己的費用來撫養任何有七個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殺人民方面是拿破崙前輩的路易十四，對於凡在二十歲之前結婚的人，或凡是有十個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稅。德國人口的迅速增加與法國人口的比較，是法國國會在1885年頒布一項法令的主要動力，這項法令規定由公費供給窮困家庭的第七個孩子的教育費和膳宿費；在1913年又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大家庭的父母給予津貼。1909年的英國預演算法案，也略為減少家庭中父親的所得稅。
第二節 續前。
在整個這一時代里，在那些最認真地思考社會問題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過度增加，不論是否已使國家強大，都必然會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國家的統治者無權以犧牲個人的幸福來擴大國家的。我們已經知道，特別是在法國，宮廷及其隨從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奢侈和軍事上的光榮而犧牲人民幸福的這種冷酷的自私心，曾經引起了反抗。倘使重農主義者的仁慈的同情心，當時能夠克服法國特權階級的輕浮與苛刻，十八世紀大概就不會以騷亂和流血告終，在英國自由的進程就不會受到阻止，而進步的指針就會比現在向前推進至少一代了。實際上，當時對於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議，差不多未加註意，他抗議說：「一個人應當志在增加國民收入，而不應求人口的增加，因為，從優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較大的舒適之情況，比人口超過收入而經常處於迫切需要生活資料的情況，是可取的。」①
①重農學派關於人口有增加到生活資料的邊際之傾向的學說，可用杜閣的話來說明：僱主「因為總有大量工人供他選擇，就選擇肯最廉價地工作的工人。於是，工人因為互相競爭而不得不減低他們的價格；無論哪一種勞動，必然會達到——而且事實上已經達到了——以下的結果：工人的工資被限制在獲得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工資額上。」（見杜閣所著《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樣地，詹姆士·斯圖亞特爵士也說（見他所著《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載有重量的彈簧，它的伸張總是與阻力的減少成反比的。當食物暫時沒有增減時，生殖數就會儘可能增高；如果以後食物變為減少了，彈簧被壓得過重；生殖力就降到零點以下，人口至少將按照超重的比例減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點的彈簧，就會開始隨著阻力的減少而伸張；人們開始吃得較好；人口就會增加，食物就會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變為不足。」斯圖亞特很受重農學派的影響，而在某些方面，確是受到歐洲大陸的政治觀念，而不是英國的政治觀念之熏陶：他的人為的節制人口的辦法，似乎現在對於我們很不適合。參看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12章：「為了增加人口，把易於理解的理論和關於事實的完善知識，與政府的實際職能結合起來的巨大利益。」
亞當·斯密對人口問題說得很少，因為，他著作的時代，確是英國工人階級最繁榮的時代之一；但他所說的確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論調上是現代的。他接受重農學說作為他的根據，而加以這樣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個固定的和確定的數量，而是隨時隨地變化的，並且會有更大的變化。②但是他卻沒有充分說明這個暗示。當時沒有什麼事情使他會預料到重農學說的第二個大限制，到了我們的時代，由於小麥從美洲的中心運到利物浦的運費，比它過去在美國國內的運費還少，這個限制就變為突出了。
②參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和第5篇第2章。並參看其第2篇第4章。
十八世紀漸漸過去，直到終了，下一世紀開始了；年復一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變得更為凄慘。驚人的一連串的歉收①，精疲力盡的戰爭②，以及在工業方法上打破舊日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