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世界的歷史是由宗教和經濟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種研究財富的學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個部分。因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獲得的物質資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響，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響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歷史的兩大構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經濟的力量。尚武或藝術精神的熱情雖然在各處曾經盛行一時，但宗教和經濟的影響無時無地不是居於前列；它們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響合在一起還要重要。宗教的動機比經濟的動機更為強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卻不像經濟動機那樣普遍地影響人類生活。因為一個人心情最好的時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時間總是充滿了關於謀生的事情；在那個時間裡，他的性格就由於他在工作中運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與他的同事、僱主或僱工之間的關係而逐漸形成起來了。
而且一個人收入的多寡，對他的性格所發生的影響，常常不弱於（即使稍差一些）獲得收入的方法所發生的影響。一個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鎊還是五千鎊，對於這個家庭的生活富裕情況也許關係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鎊還是一百五十鎊，那就有很大的差別了：因為有一百五十鎊，這個家庭就可以獲得維持美滿生活的物質條件，而有三十鎊卻不能獲得這些條件。的確，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誼方面，就是窮人也可以找到發揮許多才能的機會，這些才能是無上快樂的源泉。但是，極端貧困的環境，尤其是在環境擁擠不堪的地方，總會削弱較高的才能。那些被稱為我們大城市中的賤民的人，很少有尋求友誼的機會；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文雅和寧靜，甚至對家庭生活的和諧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達不到他們那裡。毫無疑問，他們身體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雖然部分是由於貧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貧困卻是主要原因。
並且除了這些賤民之外，在城市和鄉村中，還有許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況下長成的；他們幼年就失學，以便出去工作，掙工錢度日；此後他們就以營養不足的身體長時間地做使人疲勞的工作，因此沒有機會發展他們較高的智力。他們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們以愛上帝和人類為樂事，他們甚至還許有某種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養，所以他們所過的生活可能比許多有較多物質財富的人的生活更為充實。不過，話雖如此，他們的貧困對他們總是一種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純粹的禍患。即使當他們健康的時候，他們的疲勞往往等於痛苦，而他們的歡樂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時候，貧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雖然一種知足常樂的精神或可使他們安於這些苦難，但是還有許多別的苦難，這種精神卻無法使他們甘心忍受。過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憂鬱、沒有安靜和沒有空閑，他們就沒有盡量發揮他們智力的機會。
雖則有些常常與貧困同來的苦難，並不是貧困的必然結果；然而，大概說來，「窮人的禍根是他們的貧困」，所以研究貧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類墮落的原因。
第二節貧困是否必然的問題給予經濟學以最大的關心。
奴隸制度被亞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經地義的，古代的奴隸大概自己也是這樣想。人類的尊嚴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揚的，近百年來它受到日益熱烈的擁護：但是，只是由於最近教育的普及，我們才開始了解這句話的完全意義。現在，我們終於要認真地來研究：所謂「下等階級」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說，是否必然有許多人生來就註定要做苦工，為別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們自己卻因貧困和勞苦一點不能分享到這種生活。
貧困和愚昧可以逐漸被消滅的希望，的確從十九世紀工人階級的不斷進步的事實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機減輕了他們許多費力和有害身體的工作；工資提高了；教育已經改良而且已經比較普及；鐵道和印刷機使國內各地同一行業的人能易於聯繫，並且使他們能夠從事和實行遠大的政策方針；
同時，對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使技術工人迅速增加，現在他們的人數已超過了那些完全不熟練的工人了。以「下等階級」這個名詞的最初意義來說，大部分技術工人已經不再屬於這個階級了，其中有些人所過的生活，已經比即使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大多數上等階級所過的生活更為美好和高尚。
這種進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對下一問題加以實際的關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應有過文明生活的公平機會，不受貧困的痛苦和過度機械的勞動的呆板影響，這真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正被當代的日益熱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這個問題不能完全由經濟學來解答。因為這個答案部分要依靠人類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經濟學家並沒有了解這些事情的特別方法：他也必須像別人一樣地做，盡他所能去推測。但是，這個答案大部分有賴於經濟學範圍之內的事實和推論；給予經濟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關心，也就是這一點。
第三節經濟學大體上是新近才有發展的。
我們也許曾經這樣期望：一門研究與人類福利有關的這樣重要問題的科學，已經引起歷代許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現在已發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實卻是這樣：科學的經濟學家的人數，與要做的工作的困難相比，總是較少的；
因此這門科學差不多仍在幼稚時代。這個事實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學與人類的較大福利的關係被忽視了。的確，一門以財富為主題的科學，許多學者初看起來常是可厭的；因為那些儘力擴大知識範圍的人，對於為佔有財富而佔有財富，是不大關心的。
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經濟學所研究的產業生活狀況，以及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法中，有許多只是新近才發生的。誠然，實質上的變化在某些方面確是沒有外形上的變化那樣大；近代經濟理論比初出現時，有更多的部分能適用於落後民族的狀況。但是，作為許多形式變化的基礎之實質上的統一性，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而且形式上的變化已經有了這樣的結果：各時代的作家從他們前輩的著作中所得的益處較少，否則他們或可獲益較多。
近代生活的經濟狀況，雖較前代複雜，但在許多方面卻比前代的經濟狀況明確。營業與其他事情分得較為清楚；個人對別人對社會的權利，也有較為明確的規定；而最重要的是，擺脫了風俗的束縛，以及自由活動、不斷的未雨綢繆和不休的進取心的發展，使決定各種東西和各種勞動的相對價值的種種原因，具有新的正確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節競爭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即當建設性的時候，競爭也沒有合作那樣有利。但是，近代營業的基本特徵是產業和企業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綢繆。
我們往往這樣說：近代產業生活的方式與過去的區別在於它是較有競爭性的。但這樣說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的。競爭的嚴格意義，似乎是指一個人與另一人的比賽，特別是關於物品買賣出價方面的比賽。這種比賽無疑地是比過去更為激烈和更為廣泛：但這只是近代產業生活的基本特徵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偶然的結果。
沒有一個名詞能適當地表明這些特徵。如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它們是：自己選擇方向的某種獨立自主和習慣；自力更生；謹慎而敏捷的選擇和判斷；未雨綢繆和向遙遠的目標前進的習慣。這些特徵可以而且往往的確使人互相競爭；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現在的確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種好的和壞的聯合的道路。但是，這種趨於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動的傾向與前代的大不相同，因為它不是風俗習慣的結果，也不是任何被動地與鄰人聯合的結果，而是每個人自由選擇某種行為的結果，這種行為經過他仔細考慮之後，似乎最適合於達到他的目的，不論這些目的是否為了利己。
「競爭」這個名詞已經充滿了罪惡的意味，而且還包含某種利己心和對別人的福利漠不關心的意思。誠然，前代的產業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識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識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當原始社會的風俗擴大了家庭範圍，並規定了一個人對他的鄰居的某些義務時——這種義務到後代已廢除了，它也規定了對陌生人的敵視態度。在近代社會裡，出自家庭情感的義務，雖然集中於較為狹小的範圍，卻變得更為強烈；而對於鄰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視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對待這兩種人時，公平和誠實的標準，比原始人民對待他們的鄰人的某些方面為低：但比原始人民對待陌生人卻高得多了。這樣，只有鄰居關係是鬆懈了，而家庭關係在許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