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韓常新舉行婚禮。林震走進禮堂,他不喜歡那瀰漫的嗆人的煙氣,還有地上雜亂的糖果皮與空中雜亂的鬨笑;沒等婚禮開始他就退了出來。

組織部的辦公室黑著,他拉開燈,看見自己桌上的信,是小學的同事們寫來,其中還夾著孩子們用小手簽了名的信:

林老師:您身體好嗎;我們特別特別想您,女同學都哭了,後來就不哭了,後來我們作算術,題目特別特別難,我們費了半天勁,中於算出來了——

看著信,林震不禁獨自笑起來了,他拿起筆把「中於」改成「終於」,準備在回信時告訴他們下次要避免別字。他彷彿看見了繫蝴蝶結的李琳琳、愛畫水彩畫的劉小毛和常常把鉛筆頭含在嘴裡的孟飛,——他猛把頭從信紙上抬起來,所看見的卻是電話、吸墨紙和玻璃板。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和他的單純的工作已經離他而去了,新的工作要複雜得多——他想起前天黨小組會上人們對他的批評。難道自己真的錯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幾分年輕人的廉價的勇氣?也許真的應該切實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內的事作好,過兩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後再干預一切吧?

禮堂裡傳來爆發的掌聲和笑聲。

一隻手落在肩上,他吃驚地回過頭來,燈光顯得刺眼,趙慧文沒有聲響地站在他的身邊,女同志走路都有這種不聲不響的本事。

趙慧文問:「怎麼不去玩?」

「我懶得去。你呢?」

「我該回家了,」趙慧文說,「到我家坐坐好嗎?省得一個人在這兒想心事。」

「我沒有心事。」林震分辯著,但他接受了趙慧文的好意。

趙慧文住在離區委會不遠的一個小院落裡。

孩子睡在淺藍色的小床裡,幸福地含著指頭,趙慧文吻了兒子,拉林震到自己房間裡來。

「他父親不回來嗎?」林震問。

趙慧文搖搖頭。

這間臥室好像是佈置得很倉促,牆壁因為空無一物而顯得過分潔白,盆架孤單地縮在一角,窗檯上的花瓶傻氣地張著口;只有床頭上桌上的收音機,好像還能擾亂這臥室的安靜。

林震坐在籐椅上,趙慧文靠牆站著。林震指著花瓶說:「應該插枝花,」又指著牆壁說:「為什麼不買幾張畫掛上?」

趙慧文說:「經常也不在,就沒有管它。」然後她指著收音機問:「聽不聽?星期六晚上,總有好的音樂。」

收音機響了,一種夢幻的柔美的旋律從遠處飄來,慢慢變得熱情激盪。提琴奏出的詩一樣的主題,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著腮,屏住了氣。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與這樂曲相通。

趙慧文背著手靠在牆上,不顧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這段樂曲過去,她用和音樂一樣的聲音說:「這是柴可夫斯基的《義大利隨想曲》,讓人想到南國,想到海——我在文工團的時候常聽它,慢慢覺得,這調子不是別人演奏出的,而是從我心裡鑽出來的——」

「在文工團?」

「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以後被分配去的,在朝鮮,我用我的蹩腳的嗓子給戰士唱過歌,我是個啞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見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趙慧文。

「怎麼?不像了吧?」這時電台改放「劇場實況」了,趙慧文把收音機關了。

「你是文工團的,為什麼很少唱歌?」林震問。她不回答,走到床邊,坐下。她說:

「我們談談吧,小林,告訴我,你對咱們區委的印象怎麼樣?」

「不知道,我是說,還不明確。」

「你對韓常新和劉世吾有點意見吧,是不?」

「也許。」

「當初我也這樣,從部隊轉業到這裡,和部隊的嚴格準確比較,許多東西我看不慣。我給他們提了好多意見,和韓常新激動地吵過一回,但是他們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沒作好意見倒一大堆,慢慢地我發現,和區委的這些缺點作鬥爭是我力不勝任的——」

「為什麼力不勝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來,他的眉毛擰在一起了。

「這是我的錯,」趙慧文抓起一個枕頭,放在腿上,「那時我覺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卻想糾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實在不量力。而且,劉世吾、韓常新還有別人,他們確實把有些工作作得很好。他們的缺點散佈在咱們工作的成績裡邊,就像灰塵散佈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

「對!」林震把右拳頭打在左手掌上。

趙慧文也有些激動了,她把枕頭拋開,話說得更慢,她說:「我做的是事務工作,領導同志也不大過問,加上個人生活上的許多牽扯,我沉默了,於是,上班抄抄寫寫,下班給孩子洗尿布、買奶粉。我覺得我老得很快,參加軍幹校時候那種熱情和幻想,不知道哪裡去了。」她沉默著,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的手指,接著說:「兩個月以前,北京市進入社會主義高潮,工人、店員還有資本家,放著鞭炮,打著鑼鼓到區委會報喜,工人、店員把入黨申請書直接送到組織部,大街上一天一變,整個區委會徹夜通明,吃飯的時候,宣傳部、財經部的同志滔滔不絕地講著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各種氣象;可我們組織部呢?工作改進很少!打電話催催發展數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幾條新例子寫寫總結——最近,大家檢查保守思想,組織部也檢查,拖拖沓沓開了三次會,然後寫個材料完事。——哎,我說亂了,社會主義高潮中,每一聲鞭炮都刺著我,當我複寫批准新黨員通知的時候,我的手激動得發抖,可是我們的工作就這樣依然故我地下去嗎?」她喘了一口氣,來回踱著,然後接著說:「我在黨小組會上談自己的想法,韓常新滿足地問:『難道我們發展數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區最高的?難道市委組織部沒要我們寫過經驗?』然後他進行分析,說我情緒不夠樂觀,是因為不安心事務工作——」

「開始的時候,韓常新給人一個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實際一接觸——」林震又說起那次寫匯報的事。

趙慧文同意地點頭:「這一二年,雖然我沒提什麼意見,但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生活裡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內容,作到金玉其外,並不是難事。譬如韓常新,充領導他會拉長了聲音訓人,寫匯報他會強拉硬扯生動的例子,分析問題,他會用幾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於是,儼然成了個少壯有為的幹部,他漂浮在生活上邊,悠然得意。」

「那麼劉世吾呢?」林震問,「他絕不像韓常新那樣淺薄,但是他的那些獨到的見解,精闢的分析,好像包含著一種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這樣的廠長,我無法理解,而當我想向他表示什麼意見的時候,他的議論卻使人越繞越糊塗,除了跟著他走,似乎沒有別的路——」

「劉世吾有一句口頭語:就那麼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為一切就那麼回事。按他自己的說法,他知道什麼是『是』,什麼是『非』,還知道『是』一定戰勝『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戰勝『非』,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見過——黨的工作給人的經驗本來很多。於是他不再操心,不再愛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僅僅是取笑;欣賞成績,僅僅是欣賞。他滿有把握地應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誠地學習什麼,除了拼音文字之類的具體知識。一旦他認為條件成熟需要幹一氣,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裡,教育這個,處理那個,儼然是一切人的上司。憑他的經驗和智慧,他當然可以作好一些事,於是他更加自信。」趙慧文毫不容情地說道。這些話曾經在多少個不眠的夜晚縈繞在她的心頭——

「我們的區委副書記兼部長呢?他不管麼?」

趙慧文更加興奮了,她說:「李宗秦身體不好,他想去作理論研究工作,嫌區的工作過於具體。他作組織部長只是掛名,把一切事情推給劉世吾。這也是一種相當普遍的不正常的現象,有一批老黨員,因為病,因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為是首長愛人,他們掛著廠長、校長和書記的名,卻由副廠長、教導主任、秘書或者某個幹事作實際工作。」

「我們的正書記——周潤祥同志呢?」

「周潤祥是一個非常令人尊敬的領導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著肅反、私營企業的改造——各種帶有突擊性的任務,我們組織部的工作呢,一般說永遠成不了帶突擊性的中心任務,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那——怎麼辦呢?」林震直到現在,才開始明白了事情的複雜性,一個缺點,彷彿粘在從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緣故上。

「是啊。」趙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彈著自己的腿,好像在彈一架鋼琴,然後她向著遠處笑了,她說:「謝謝你——」

「謝我?」林震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的,見到你,我好像又年輕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於和一切壞現象作鬥爭,於是我有一種婆婆媽媽的預感:你——一場風波要起來了。」

林震臉紅了。他根本沒想到這些,他正為自己的無能而十分羞恥。他嘟噥著說:「但願是真正的風波而不是瞎胡鬧。」然後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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