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呀一聲，於梨華打開下榻賓館的房門，一位精神抖擻的女士出現在記者的面前。
於梨華今年七十八歲，可是她卻喜歡對來客「虛報年齡」，自稱八十高齡。人家都喜歡「扮嫩」，她卻為何喜歡「扮老」？問她為什麼要這樣說，她笑著回答說：「這樣人家會說，你看上去不像八十歲啊，很年輕啊，我就喜歡人家這麼說。」
於梨華的心態年輕，身體也硬朗，其實她根本不需要「欲蓋彌彰」，從外表來看，她至少要比她的真實年齡小上二十歲。
這都要歸功於她堅持鍛鍊身體。她愛好運動，每天打網球，即使在上海，她也喜歡每天出去散步。
「你看我精神還不錯吧？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一走，到了這個年齡，我鍛鍊就是為自己，自己不鍛鍊，身體怎麼能好？我身體好，才有精神去寫作嘛。」
確實如此，於梨華的身子骨很硬朗，今年四月又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說《彼岸》和短篇小說集《秋山又幾重》。她從箱子裡拿出新鮮出爐的新書，向記者「炫耀」：「這個題目起得好不好？」
茶几上還放著一本新出版的簡體版《小團圓》。
「張愛玲當然對我有影響啦。」於梨華大聲說。
只是，張愛玲的孤獨在於梨華這裡變成了一種無家可歸的鄉愁，不論是《夢回青河》還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她的小說中總是充滿了思念祖國的鄉愁和寓居漂泊的苦惱。
※台灣文壇，初露鋒芒
記者：一九四九年你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據說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和您不和，所以轉到歷史系，是這樣的嗎？
於梨華：那時我的英文是校長太太俞大彩教的，她就嫌我讀書不夠用功，第二年她又說我不夠資格進英文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真的很彆扭，所以我在外文系只讀了一年之後，就轉到歷史系，可是我喜歡的還是外文系。
我一九五三年考美國的研究生時，我的英文又不夠格，我已經三年沒有讀英文，因為我讀的是歷史系嘛，所以把英文給耽誤了。跟英文系最接近的就要算新聞，所以我考入新聞系讀書。當然我也喜歡新聞，我的性格比較外向，我喜歡採訪。
記者：在台大讀書的時候，你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現代文學》、《文壇》等刊物上發表，你是怎麼認識夏濟安先生的？
於梨華：大概就是我自己去投稿吧，我不是夏濟安先生的學生，但是我非常喜歡《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當時只有這麼一本雜誌，所以我就試著投稿過去，結果就發表了。
我一畢業就去了美國，和夏濟安先生也沒什麼聯繫了，但是卻和他的弟弟夏志清先生關係很好，他也研究現代文學，和他也是很多年的朋友。
我到美國以後，他在伯克利大學做研究，我對他的印象比較深，他的英文根基很好，非常熱愛文學，很可惜，我沒有跟他接觸太多他就過世了。
記者：台灣上世紀六○年代現代主義流派的寫作對你有沒有影響？
於梨華：六○年代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還是萌芽期，比我小一些的人受現代主義影響更深。現代主義在台灣於上世紀六○年代興起，當時我已經在美國了，而且《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也已經寫好了。我到美國之後又讀了很多英文的作品，所以我自己寫作也喜歡用意識流等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
※回鄉省親，與台灣反目
記者：一九七五年與第一任丈夫留美物理學博士孫志銳返中國省親，隨後作文讚美共產主義，一個美國作家，怎麼會親近共產主義，僅僅因為鄉愁？
於梨華：親共產主義？沒有啊。七○年代我來過中國大陸很多次，一九七五年第一次，之後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每年都來，八○年代也來了很多次，但是我並沒有發表親共產主義的言論。我對「主義」並沒有什麼興趣。
我當時回來的確是很想念中國，我知道當時我不能回來。現在美國的中國人很多，左鄰右舍都會有，週末中國人都會聚在一起，這就抵消了你的部分鄉愁。可是我們當時呢？我記得當時在街頭碰到一個黃皮膚的人，我都想去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我現在到餐館裡去，滿眼都是中國人，那種鄉愁慢慢就消失了，時代不同了。
一八七五年，我終於有機會可以回國。我有一個親妹妹很多年都沒有看到了，我特別想念她。我第一次回來的時候並不知道我妹妹在什麼地方，當時的統戰部要統戰我們這些作家，替新政府說一些話，因為我們對解放以後的中國完全不瞭解。我們一回來，統戰部就派了一個人陪我們一塊走，我對那位同志說，請你們幫我找一下我的妹妹，一下子就找到了。
記者：這麼多年沒有碰到，重新見到你妹妹，你們兩個人有沒有抱頭痛哭？
於梨華：沒有抱頭痛哭。我知道用所有西方的禮節，她都會受驚的。我記得她當時很僵硬地站著，手都不知道該放在哪裡。這對她來說是件很大的事情。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什麼擁抱啦、痛苦啦，我妹妹不是那麼放得開的。我當時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這樣的場面，可是姐妹的感情總是在那裡。
記者：一九七五年時正處於「文革」時期，您看到的中國是怎麼樣的？
於梨華：我只能說我當時被迷惑了，「文革」時是不會讓你看到任何陰暗面的，他們給我看的都是光明的一面，新中國怎麼好怎麼好。我是個感情非常衝動的人，我一回到香港和美國，就寫了一本書叫《新中國的女性》，寫我妹妹啊，寫冰心啊，這本書出版後，台灣就禁止我再入境。台灣說我是「投匪」，向大陸「獻媚」，所以就不能去了。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解禁。
但是我沒有發表任何親共產主義的言論，我只是記錄我看到的中國。從現在看起來，絕對是不應該的，我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從多方面來看問題，完全一面倒地敘述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這些場景的敘述對我來說是真實的，這就是我所看到的，可是我所看到的是他們要我看的那一面。「文革」時受苦的人我一個也沒有看到。我問過我能不能訪問巴金，他們說不可以，丁玲也不行啊。「文革」之後他被解放出來，才可以訪問到巴金。
我只看到了片面，我不應該馬上就寫文章。現在我替台灣當局來想想，他們當然會生氣，我是在台灣成名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也是在台灣發表的，台灣讓我成為作家。
※當代留學生文學之濫觴
記者：你的另一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展示了「無根的一代」內心的迷惘和孤寂，成為當代留學生文學之濫觴。這些感受應該也是當年您剛到美國時的真實心理反應？您現在是否還覺得《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是您寫得比較滿意的一部小說？
於梨華：對，我自己對它比較滿意。當然，我自己的一些短篇我自己也很喜歡，可是現在我還能回去看的，還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不過我覺得比《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寫得更全面的是《傅家的兒女們》。《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寫學界的留學生，《傅家的兒女們》寫各式各樣的移民，開餐館的什麼都有，但是似乎並沒有《又見棕櫚．又見棕櫚》那麼受人歡迎。
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已經畢業了一段時間。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已經做媽媽了，但還沒有出去教書，沒有工作，我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出去教書。我覺得我反映的當時念文科的大學生的生活狀態非常全面真實。當然現在你去美國念文科，照樣會有很好的出路，可是我們在上世紀五○年代去美國的都是「學而優則仕」，都是走的這樣一條路。現在的留學生，不學也可以有出路，三百六十行都可以有出息。
記者：寫《在離去與道別之間》是否有寫一本北美版《圍城》和《儒林外史》的意思？
於梨華：大家覺得有，可是我自己不覺得。我很喜歡《圍城》，也非常非常尊重錢鍾書，而且我也去拜訪過他好幾次。我喜歡錢鍾書和楊絳，我非常非常崇拜他們。可是後來我看《圍城》發現它也有局限性，還是有當時時代的局限性，我想錢鍾書的學問不是在寫小說方面，他的學問太淵博了，可是當時我看的時候是非常喜歡的。他的小說中有很多哲理性的語言我很喜歡，可是我不能說我的這部小說也受到《圍城》的影響想要寫成北美版的《圍城》，因為我寫的留學生，時代和他也不一樣。
記者：你這部最新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彼岸》探討的是移民家庭在美的現實生活以及老齡人群的生活困境，一方面是中國人倫關於「家、孝、義」的幾千年準則，另一方面是西方社會父母與子女疏離、贍養社會化的現狀，這是美國華裔移民的真實寫照，是否到了這個年紀，所以開始考慮老年人的問題？
於梨華：這是我最近五年寫的長篇，寫得比較辛苦。年紀大了，精力當然不比當年，沒有那麼充沛，就寫得比較慢。這本書的關係比較複雜，有東西文化的衝擊，三代人之間的疏離，對生死的看法啦，等等。我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