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雪
鑒於我的小說都是那種描寫人的純精神的超脫之作，表面看同世俗根本掛不上號，很多讀者便認為我是那種內向乖張，整天坐在家中很少參與外界爭端的、對社會生活態度冷漠的人。抱著這種看法的讀者的思想方法基本上還是中國傳統式的。可以說，從事藝術活動的人，都是由於對於世俗社會生活有極大的興趣，割捨不了塵緣，才去從事藝術創造的。
那一年好像是1967年吧，父母為了翻案（父親說，明知翻不了也要翻一下），也為了將當年鎮壓他們的那個領導的醜事揭出來，就加入了本市的一個造反組織。我和哥哥姐姐天天在家幫他們抄大字報。這種事我特別興奮，有種揚眉吐氣的味道。每天我都要上街去看那些大字報，看哪派佔上風，哪派又鬧出了什麼事。吃過晚飯我也不去玩了，就到街上去看那些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吵架。有時兩部車對罵，有時竟有五六部車吵成一堆。我夾在人群中伸著脖子聽，我並不僅僅是看熱鬧，我希望造反派贏。哪一晚造反派吵贏了，將保皇派的車逼走了，我就特別高興。在我的觀念里，保皇派就是那些當官的，造反派則是我們家這樣的窮人，現在窮人團結起來要翻身了。
哥哥他們也組織了造反派，整天上街刷大字報，他們是下鄉回城的知青。那段時間是我的最激動人心的時期，家裡一下子這麼多人了，都回來了，住都住不下，只好住到廚房裡。我們家像個聯絡處，一看到哥哥的朋友們來了我就高興地上街買菜招待他們（當然只買得起蔬菜和豆腐）。啊，造反是多麼好的、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啊，人就是爭的一口氣嘛！我注意到我們那一幫小孩裡頭很少有像我這樣搞得清那些派系，又如此地投入的。我雖然沒有資格參加到運動裡面去，但我的心思整天都在那上頭。可是好景不長，風向很快就變了，哥哥們東躲西藏，逃避追捕，父母則被押回各自的單位，關進了牛棚。
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連房子也不讓住了，被他們趕來趕去的，從雜屋趕到廚房，又趕到放清掃工具的樓梯間。但我在那些日子裡一點都不沮喪消沉，我心中牢記著父親的話：我們是正義的，現在是壞人當權的時期。他還說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我一定看得到世道改變的那一天。我記得住在樓梯間的時候，我還跑到山上采了好大一把野花放進瓶子里養著，我將長年見不到陽光的房裡打掃得乾乾淨淨，床單也洗得乾乾淨淨。我整天挂念著父親，擔心那些人傷害他。同時我又堅信我們會有翻身的一天。現在看起來那種信念當然是極為幼稚的，可那卻是形成我的個性的重要因素。也許是由於本身的生命力所致吧，「信」和「入世」成了我的兩個基本點，一直到今天仍然沒變。
我的創作需要關起門來將自己囚禁，但我絲毫沒有因為囚禁就減弱了對外界的興趣。我每時每刻都在參與，都在暗暗地為某些事激動，遠遠地超過了一般的人。現在，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的參與是間接的了。雖然通過創作，我的精神已夠強大，可以做到在任何事上都不為外界所左右，但外界的變化對於我來說仍然是很大的刺激。我的做法不是中國式的「看淡」，也不是超然，而是將自己鍛煉得更加強大，「堅如磐石」，再來以我的特殊方式（西化的方式）同所謂的外界計較，在計較的過程中將我的原則貫徹到底。我同父親的追求在形式上很相似，但在實質上完全不同。在他那個火熱的年代裡，熱血青年極少有機會能夠坐下來深思。他們用一生的心血追求了外在的東西，並不屬於他們自身的東西，實際上也是為我們這輩人墊了底，使得我們有可能用相同的模式，來進行一種完全異質的追求。比較一下，兩種追求在純度上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