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雪
在我們這樣的國度里，家長們總是用「懂事」或「不懂事」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孩子的成長。如果用他們的水平來衡量我的話，我屬於那種懂事懂得特別晚，甚至有點執迷不悟的類型。晚到什麼程度呢？說出來不怕人笑話，晚到36歲——在那個年齡我還被單位領導斥為「真不懂事」。
我剛剛踏入校門不久，就被老師任命為副班長。那個時候一個班有40多人，副班長是一個很大的官了。7歲的我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長第二天早一點到校，到少先隊辦公室去學習升旗儀式。我夜裡激動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來到學校，在少先隊辦公室門口等。但我等了很久，並沒有任何人來到那裡，一直到快要上課了，我才滿腹狐疑地離開。為什麼他們都沒來呢？難道班長和少先隊的輔導員將這事忘了？難道他們改日期了？難道我沒聽懂班主任老師的話？這個疑問成了我一生中的一個死結。後來，不但沒聽到老師再提這件事，連我的副班長的職位也再沒聽老師提及，而且也沒給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許老師真的忘記了，也許後面有神秘的背景。由於天生靦腆，也由於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問題」，我是不敢去向老師詢問的。於是我於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學，不再是副班長了。也許，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測。但那個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如果我想要「懂事，」我就得進入我的世界，弄清裡頭的種種聯繫。然而不知為什麼，出於本能，我既反感，又抵觸，我自始至終融不進去，所以成了一個落寞的邊緣者。我也想討老師的歡心，也想得到表揚，只是我是那麼的笨拙，不自然，所以就被老師忽略過去了。在學校，我始終是「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那種人。
我很小的時候，當我在山上遊盪之際，我以為花兒，鳥兒、魚兒、蟲兒，還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們就是我的世界。在那個混沌的世界裡，我是那麼的自如、自足。學校為我打開了一張門，我過早地看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我今後將要在裡頭生存的地方。那裡頭的規則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適應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雖然異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遲鈍。我也聽到過人們對我這種矛盾性格的評價——「不懂事」。
後來我長成了一個瘦精精的、營養不良的少年。不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我的表現離「淑女」總是差了十萬八千里。某種看不見的鉗制令我感到說不出的難受，我一點都不想勉強適應我所屬的這個世界，我逃避到幻想裡面，到書籍裡面。我在學校怕老師，在家裡不聽家長的話。那個時代，同那些懂事又體貼的少女比較起來，我的確是個晚熟的「愣頭青」。而且我的晚熟還有種永遠也無法成熟的傾向。那麼，這種不由自主的對於「蒙昧」的堅守，是不是說明了所謂的蒙昧對於我來說有種難以言說的魅力呢？還有，成年之後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還是我具有一種為社會、風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許只有我這類「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層的偽裝，觸到事物的實質？也許就因為我堅持了用一個兒童的眼光來判斷事物，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確，我時常表現得太不懂規矩了，我張口就說出事實真相，也不怕自己褻瀆了權力。遊盪在那個世界的邊緣的我，終於漸漸地弄清了那裡頭的內幕。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就可以充當那個世界裡頭的一員了。鴻溝仍然有十萬八千里，因為認識真相和按規矩行事是兩回事。
我很想弄個專業作家來當，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書記，幫我撥下來一個名額。這樣我就可以到作家協會去領一份最低的工資了。可是我聽人說，我這個作家還是臨時作家，還沒有「轉正」。於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氣去問作家協會的領導，什麼時候幫我轉正？領導一瞪眼，說：「還沒到時候。你這個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歲，卻被他稱作「妹子」，而且說我「真不懂事」。也許這種事是不能直截了當地問的，也許我口氣太大，居然同領導平起平坐講話。總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過了兩年，因為我不願參加單位的會議，領導們覺得不能容忍我。還是這同一位領導勸我回家，不要當這個作家算了，還說他們可以考慮給我一點生活費用。看來我在當時的舉動不但是不懂事，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們想不通，一個人怎麼可以不懂事到這種程度？難道她不是這個社會的人嗎？既然從單位拿錢就是單位的人了，怎麼可以沒有規矩、我行我素？38歲的我當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裡頭的「事」。為了讓創作順利進行下去，我曾經做好了被他們開除的打算。然而時代風雲又發生了變化，開除始終沒有到來。
我所寫的，正好是那位領導永遠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寫，正好依仗於我的不願「懂事」。兒童時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終生，對「不懂事」的個性的堅持使得我的作品有了一種先知先覺的風格。我將永遠如此：一隻腳跨在世俗社會的邊緣，另一隻腳立在我的空靈王國內，將這種交合的探索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