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雪
女孩子們聚在一塊時，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後講別人的「壞話」。兩三個一堆，四五個一群，私下裡將想像中的對手攻擊得體無完膚。那對手並不固定的，今天和這個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變成了攻擊的靶子。女孩子攻擊人的特點是刻毒、殘忍，不留餘地。所以一旦暗裡或明裡同人鬧翻了，結下的就是「死仇」。當然這仇恨也可以因為一件小事就宣告解除的，然後冤家又好成一團，共穿一條褲子，直到某一天又成為仇敵。
我也很喜歡說別人的壞話，喜歡和人吵架。我的特點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難再破鏡重圓，因為感到怪難為情的。好多年裡頭，我總是想這個問題：講壞話和吵架的激情是從何而來，以至於我們這些中國公民即使到了七老八十，還是保持這一稟性？
孩子們的暑假冗長而又無聊，於是聚在一塊玩撲克牌。玩著玩著就有人舞弊，我同那人爭執起來，在爭執中，我不但將她這一次的不誠實加以狠批，還涉及到她以往的某些醜行。對方當然決不示弱，就也開始揭露我做過的壞事。終於發展為破口大罵，罵他一兩個小時也不住口。旁邊還有幫腔的，有的幫我，有的幫對手。啊，我們的精力是多麼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麼解氣！那些場面至今歷歷在目。講別人壞話的衝動確實是一種無意識的發泄，其前提為自己是清白純潔的。罵人既是攻擊對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麼好，你多麼壞！對方回罵時心裡則在想，我並不壞，你也不是什麼好傢夥，我比你還好得多！總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好的，對方壞，所以要揭出對方更多的見不得人的事來，使對方徹底暴露。這種「同壞人壞事作鬥爭」的稟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們的文化氛圍。想想我們從小看過的電影和戲劇，哪一部又不是這種模式的翻版呢？
除了表白自身純潔的快感以外，說人壞話的另一種隱秘的激情便是「幸災樂禍」。我曲折地影射某個對手偷竊的往事，向大家暗示，這個人從來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絕不會去偷的，所以我有資格批判她。聽眾則千方百計打聽，到底偷了誰，怎麼偷的。然後是共同的唾棄，發泄過後的神清氣爽。我們就用這種殺人的流言將一個小女孩孤立起來了，因為她偷過，是「賊」。細想起來，我，以及我們，是多麼的怯懦啊。將她說成是賊，我自己便有了安全感，便再次向自己證實了自己的清白。我們在幸災樂禍中獲取良好的自我感覺，將渾渾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但我並未能將中國文化學到手，因為我總是難為情（朦朧的自我意識）。別的小孩同人鬧翻後，只要有一點小利又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還更好。所謂「肉爛了還在鍋里」。而我卻做不到這一點。不是剛剛罵了她「賊」嗎？怎麼能和賊穿一條褲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夥伴越來越少，在學校里，在大院里，我都是越來越孤立了。他們在那裡玩，但他們並不叫我（因為覺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過去。我成了寂寞的遊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時間就在這樣的氛圍里度過。而我不甘寂寞！
後來進了一家小廠，仍然是孤獨和寂寞。這是社會最底層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塊，總在嘰嘰喳喳地說某個不在場的人的壞話，從中獲取無窮的樂趣。我當然也加入這種場合，也跟著說，以此取樂，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點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後說我的壞話，甚至中傷。有什麼辦法呢，你說人家，人家也說你。起先我以為，社會就是這樣的，和我童年時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錯特錯了。這個底層還有一種我沒有覺察到的潛規則，一種屬於傳統道德的法則，就是這種看不見的東西將散沙似的人們聯繫在一起。像我這樣傻乎乎的女孩，滿腦子從家庭帶來的理想主義，肯定行為舉止都有悖於傳統。而且又口無遮攔，不知道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可以說。果然，不到半年時間我就被孤立起來了。凡有一點權勢的人——小領導，辦公室幹部，老師傅等等，一律對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為什麼他們在一起有講有笑，一見我出現就全都住了口？我是個掃把星嗎？我深深地感到，人際關係真是個無底的黑洞，我就是花費一輩子時間也探不到真相，也無法成為大眾中的一員。
在後來漫長的年月里，除了兩三個小姐妹以外，工廠里沒有人把我看作一個「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問題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領導和老職工心目中的問題青年，異類，因為太不會「搞關係」了。傳統道德高深奧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著了界線，眾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對某個人恨得要死，當面還要做出巴結的、謙卑的樣子去討好，因為「肉爛了還在鍋里」嘛，誰沒有缺點啊。這是每個青年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歡走極端。最後我終於被那廠子開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調走，他們絕對不肯，就開除我了。他們還用毛筆寫了一個關於開除我的決定的公告掛在宣傳欄裡頭。
十年以後，我成了一名專業作家，又一次面臨人際關係的黑洞。當我進入作家協會之後，我很快感到當年的舊戲又在重演。他們說我「太不像話了」——實際上我從來就不像話。通過創作，我的自我意識已經充分冒出來，當年的難為情已經發展為水火不相容的憎惡（對自己，也對別人）。這倒不是說我已經變了，變成一個不再背後說人壞話的君子了。這方面我依然沒多大變化，但我的人格已經開始了內部的分裂，長年潛伏在我體內的藝術自我這個時候已佔了上風，一切違反理性的俗務都變得如此的不可忍受。我從心底感到，我是永遠不可能同「他們」搞好關係的，只要同眾人一道從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動，我就會無比地憎惡自己，就會連寫作都受到影響。由此拉開了我同單位長達十年的「冷戰」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專業作家，我不參加任何會議，卻又在單位領一份工資。當那裡的領導幾次威脅要開除我時，我就寫信向省裡面「反映情況」。這一場黑色幽默似的爭鬥的結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碩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賣老，所以單位也沒人來同我為難了。通過寫作，我創造了另外一種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墮落的靈魂。我將自己的世俗生活壓到最小，將藝術生活當作主要目標，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這樣，不論我在世俗中有多麼惡劣的表現，只要我還在創作，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賦予了重大意義——它成了火焰的燃料。而假如我不創作，我就會被自己內面的黑暗所壓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慘境地。我不敢說自己現在已經變得多麼「好」了，但至少，因為從事藝術創造，我沒有墮落得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