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只在墓場裡巡行了一回，在母親的墓上坐著。她也注意到了我的陰鬱的臉色，問我為什麼。「告訴她吧？」那麼地想著。終究還是說了一句：
「懷念著母親呢！」
天氣太熱，她的紗衫已經給汗珠輕薄地浸透了背上，裡面的襯衣自傲地賣弄著風情。她還要整理行裝，我便催著她回去了。
送行的時候連再會也沒說，那船便慢慢地離開了碼頭，可是她眼珠子說著的話我是懂得的。我站在碼頭上，瞧著那隻船。她和她的父親站在船欄後面——海是青的，海上的濕風對於她的康健是有妨害的，我要為她祝福。
她走了沒幾天，我的父親為了商業的關係上天津去，得住幾年，我也跟著轉學到北平。臨走時給了她一封信，寫了我北平的地址。
每天坐在窗前，聽著沙漠裡的駝鈴，年華的跫音。這兒有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可是江南的那一種風，這兒是沒有的。從香港她寄了封信來，說下月便到上海來；她說香港給海濱浴場，音樂會，夜總會，露天舞場佔滿了，每天只靠著窗欄逗鸚鵡玩。第二封信來時。她已經在上海啦；她說，上海早就有了秋意，窗前的紫丁香枯了，包了放在首飾箱裡，鸚鵡也帶了來就掛在放花瓶的那隻獨腳几旁，也學會了歎息地說：
「母親啊！」
她又說還是常上公墓那兒去的，在墓前現在是只有菊花啦。可是北平只有枯葉呢，再過幾天，刮黃沙的日子快來咧。等著信的時間是長的，讀信的時間是短的——我恨中國航空公司，為什麼不開平滬班哪？列車和總統號在空間運動的速度是不能和我的脈搏相應的。
從褪了金黃色的太陽光裡，從郊外的獵角聲裡，秋天來了。我咳嗽著。沒有恐懼，沒有悲哀，沒有喜樂，秋天的重量我是清楚的。再過幾天，我又要每晚上發熱了。秋天淌冷汗，在我，是慣常的事。
多久我們再一同到公墓呢？你的母親也許在那兒懷念你哪！
玲 十月二十三日
咳嗽得很厲害，發了五天熱，臉上泛著桃色。父親憂慮著，趕明兒得進醫院了。每年冬季總是在蝴蝶似的看護婦，寒熱表，硝酸臭味裡邊過的，想不到今年這麼早就進去了。
希望你天天寫信來，在醫院裡，這是生活的必需品。
玲 十一月五日
我瘦多了，今年的病比往年凶著點兒。母親那兒好久不去了；等病好了，春天來了，我想天天去。
我在懷念著在墓前坐著談母親的日子啊！
又：醫生禁止我寫信，以後恐怕不能再寫了。
玲 十一月十四日
來了這封信後，便只有我天天地寫信給她，來信是沒了。每寫一封信，我總「告訴她吧？」——那麼地思忖著。末了，便寫了封很長的信給她，告訴她我戀著她，可是這封信卻從郵局裡退回來啦，那火漆還很完整的。信封上寫著：「此人已出院。」
「怎麼啦？怎麼啦？好了嗎？還是——還是——」便想起那魚肝油，白色的療養院，冷冷的公墓，她母親的墓，新的草地，新的墓，新的常春樹，紫丁香——可是那墓場的冷感的風啊——冷感的風——冷感的風啊！
趕忙寫了封信到她家裡去，連呼吸的閒暇也沒有地等著。覆信究竟來了，看到信封上的蒼老的筆跡，我覺得心臟跳了出來，人是往下沉，往下沉。信是這麼寫著的：
年輕人，你遲了。她是十二月二十八葬到她母親墓旁的。臨死的時候兒，她留下來幾件東西給你。到上海來時看我一次吧，我可以領你去拜訪她的新墓。
歐陽旭
「遲了！遲了！母親啊，你為什麼生一個膽怯的兒子呢？」沒有眼淚，沒有歎息，也沒有悔恨，我只是低下了腦袋，靜靜地，靜靜地坐著。
一年以後，我跟父親到了上海，那時正是四月。我換上了去年穿的那身衣服，上玲姑娘家去，又是春天啦，瞧，那些年輕的臉。我叩了門，出來開門的是她的爹，這一年他臉上多了許多皺紋，老多了。他帶著我到玲姑娘的書房裡。窗前那隻獨腳幾還在那兒，花瓶也還在那兒。什麼都和去年一樣，沒什麼變動。他叫我坐了一會，跑去拿了用綢包著的，去年我送玲姑娘的，枯了的紫丁香，和一本金邊的貼照簿給我。
「她的遺產是兩束枯了的紫丁香，兩本她自家兒的照片，她吩咐我和你平分。」
我是認識這兩件東西的，便默默地收下了，記起了口袋裡還有她去年給我的從地上撿來的一朵丁香。
「瞧瞧她的墓去吧？」
便和他一起兒走了，路上買了一束新鮮的丁香。
郊外，南方來的風，吹著暮春的氣息；晴朗的太陽，蔚藍的天空，每一朵小野花都含著笑。田野是廣闊的，路是長的，空氣是靜的，廣告牌上的紳士是不會說話，只會微笑的。
走進墓場的大門，管墓的高興地笑著，說道：
「歐陽先生，小姐的墓碑已經安上了。」見了我，便——
「好久不見了！」
「是的。」
走過母親的墓，我沒停下來。在那邊兒，黑的大理石，白的大理石上有一塊新的墓碑：
「愛女歐陽玲之墓」
我不會忘記的，那夢似的笑，蒙著霧似的眼光，不十分健康的膚色，還有「你不懂的。」我懂的，可是我遲了。
他脫下了帽子，我也脫下了帽子。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