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個跌宕起伏的夜晚結束之時寫下這段話，腦海里只有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
我有一個兒子？
答案是我並不確定，但確實有些蛛絲馬跡，而且我還有種感覺——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極為頑固的感覺，這種感覺時常困擾著我，就像是一個堅持不懈的乞丐，死命地拽著我外套的衣角不放。
當然，這並不是我唯一的精神負擔。有些日子裡，我感覺自己像是要被回憶、猜疑、悔恨和悲傷壓彎了腰。那些日子裡，我彷彿能感覺到那些昔日的幽靈對我糾纏不休，揮散不去。
我們埋葬了霍頓之後，我出發前往美洲，而珍妮則返回英格蘭生活，她回到了安妮女王廣場，後來也一直未婚。毫無疑問，她失蹤的這些年會引發無窮無盡的流言飛語，而成為猜測的對象肯定正合她的心意。我們之間互通過書信，儘管我很想說共同的經歷已經讓我們言歸於好，但赤裸裸的現實卻並非如此。我們互通書信是因為我們都姓肯威，感覺上我們應該要相互保持聯繫。珍妮不再對我冷嘲熱諷，所以從這一方面講，我們的關係確實是改善了，但我們的信件卻是乏味又敷衍了事的。我們兩人都已經飽受痛苦與不幸，這些傷痛足夠延續我們整個人生。我們還能在信里討論些什麼？根本沒什麼可談的。所以我們也只能討論些空洞乏味的事情。
與此同時——我一直是對的——我也在悼念霍頓。我從沒見過比他更好的人，以後也不會見到。雖然對於他來說，他自身豐富的力量與品德卻並不足夠。他的男性尊嚴被人奪走了。他無法忍受、也不準備忍受這種屈辱活下去，所以等到我康復之後，他就自行了斷了生命。
我為他深感悲傷，或許以後也將一直如此，我也為雷金納德的背叛而悲傷——為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關係，也為我的人生建基其上的謊言與背叛悲傷。我還為曾經的我而悲傷。我身側的疼痛從未褪去——疼痛不時還會發作——儘管我未曾允許自己的身體日漸衰老，但它已經自行決定這麼做了。我的鼻子和耳朵上長出許多細小的硬毛。突然間，我的身手不再像以往那樣敏捷了。雖然我在騎士團中的地位從未像現在這般重要，但我的身體已經不復當年。回到美洲以後，我在弗吉尼亞建了一座農莊，種植煙草和小麥，有時我會繞著莊園縱馬騎行，同時也意識到我的體力正隨著歲月的流逝慢慢衰弱。上馬和下馬也變得比以往困難了一些。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樣做很難，只是比以前要困難一點，因為我依然要比只有我一半年紀的人更強壯、更快、身手更矯健，在我的莊園里，也沒有哪個工人的身體狀況比我更好。但即使如此……我還是不比自己以往那樣強壯、快速和靈巧了。歲月終究還是沒有饒過我。
1773年的時候，查爾斯也返回了美洲。他成了我的鄰居，也是一位類似的弗吉尼亞莊園主，他的農莊和我的之間騎馬只有半天的路程。我們互通過書信，彼此都同意我們有必要碰面談談聖殿的事業，還有如何擴大殖民地分部的利益。我們談的主要是日漸高漲的叛亂情緒，革命的火種已經在微風中四處飄揚，還有我們要如何利用這種情緒，因為我們的殖民地已經越來越厭倦英國議會強加在他們頭上的新法條款了：《印花稅法案》《稅收法案》《補償法案》還有《關稅法案》。他們不僅受到稅負的壓榨，而且憤懣不已，因為沒有人能代表他們的觀點，表達他們的不滿。
喬治·華盛頓定然是這些不滿者其中之一。這位曾經與布雷多克並馬而行的年輕軍官已經辭去軍職，接受了因為他在法國印第安人戰爭期間幫助英軍而得到的土地封賞。但這些年裡他所擁護的事業已經改變了。這位眼神明亮的軍官擁有一種富有同情心的人生觀——至少比他的指揮官要有同情心得多——對此我頗為讚賞，他現在已經成為反英運動中最響亮的聲音之一。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國王陛下政府的利益與華盛頓個人的商業野心產生了衝突：他在弗吉尼亞議會提出抗訴，試圖推動立法禁止從大不列顛進口商品。事實上，這次註定失敗的立法嘗試只是對日漸增長的國民不滿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而發生在1773年12月的傾茶事件——實際上，就是在上個月——正是這幾年來——不，是幾十年來——累積的不滿情緒集中爆發的頂點。借著把整座港口變成世界上最大的一杯茶，殖民地居民告訴英國和整個世界，他們已經不再準備繼續生活在不公正的制度之下了。想必要不了幾個月就會爆發一場全面的暴動。於是，就像我照料莊稼、或是寫信給珍妮，又或是每天早晨從床上爬起來一樣，我帶著與之同等的熱情——換句話說就是少得可憐——決定是時候讓騎士團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準備了，因此我召開了一次會議。
我們齊聚一堂。這是超過十五年來第一次，我們所有人都聚在一起，二十年前我曾與這些殖民地宗的男人們一起經歷過那麼多的冒險。
我們聚集在波士頓市郊一家名叫「躁動幽靈」的酒館低矮的房梁下面，酒館裡空蕩蕩的。我們剛來的時候酒館裡還有些人，但托馬斯意識到我們很快就需要單獨使用這個地方，於是乾脆趕走了蜷縮在木桌上的幾位醉漢。我們之中平日穿軍裝的那幾位現在都穿著平民的衣服，他們穿著扣得整整齊齊的外套，帽檐壓低遮住眼睛，我們圍坐在桌邊，手邊放著啤酒杯：我、查爾斯·李、本傑明·丘奇、托馬斯·希基、威廉·約翰遜和約翰·皮特凱恩。
就是在這裡，我第一次聽說了關於那個男孩的事。
本傑明最先提起了這個話題。他是我們安插在波士頓自由之子里的人，自由之子是一群愛國者，這些反英的殖民者參與組織了波士頓傾茶事件，而在兩年前，他在瑪莎葡萄園島遇到過一個人。
「一個原住民男孩，」他說。「我以前從沒見過他……」
「是你不記得自己以前見過，本傑明，」我糾正道。
他拉著臉。「好吧，我不記得自己以前見過他，」他改口道。「那男孩大步走到我面前，大搖大擺地質問我查爾斯在哪兒。」
我轉向查爾斯。「那麼，他是在找你。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可他說話的樣子有些不誠實。
「我再問你一次，查爾斯。你有懷疑過那個男孩可能是誰嗎？」
他向後靠在椅背上，轉開了視線，望向酒館的另一邊。「我想沒有，」他說。
「但你並不確定？」
「曾經有個男孩……」
桌上像是陷入了一陣尷尬的沉默。他們要麼伸手去拿酒杯，要麼聳起了肩膀，再不然就是端詳著旁邊火堆里的什麼東西。就是沒人正視我的眼睛。
「有沒有誰能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了？」我問道。
這些人——沒有哪個能比得上霍頓的十分之一。我意識到自己對他們感到厭煩，打心底里感到厭煩。而且這種感覺正變得愈演愈烈。
最後是查爾斯——查爾斯第一個從桌子另一邊看過來，他看著我的眼睛告訴我，「是你的莫霍克女人。」
「她怎麼了？」
「我很遺憾，海瑟姆，」他說。「我真的很遺憾。」
「她死了？」
「是的。」
當然，我想。如此多的死亡。「什麼時候？她怎麼死的？」
「那時候還在打仗。事情發生在1760年。已經是十四年前的事了。當時她的村子遭到襲擊，被一把火燒了。」
我感覺到自己抿緊了嘴。
「是華盛頓乾的，」他瞥了我一眼，急忙補充道。「喬治·華盛頓和他的手下。他們放火燒了村子，你的……她死在了村子裡。」
「你當時在場？」
他漲紅了臉。「是的，我們想跟村裡的長老談談先行者遺迹的事情。可我真的無能為力，海瑟姆，我向你保證。華盛頓和他的手下趾高氣昂地踏平了整座村子。那天他們都殺紅了眼。」
「當時還有個男孩？」我問他。
他的目光掃向一旁。「是的，有個男孩——很小，大約五歲。」
大約五歲，我想。我在腦海中想起齊歐的模樣，想起那張我曾經摯愛的臉龐，想到這些，我便隱約感到心中對她的悲傷盪起了一陣餘波，其中還摻雜著對華盛頓的憎恨，顯然他在布雷多克將軍麾下服役時，從他那兒學了一兩手——大概是學到了些關於野蠻和殘忍的教訓。我想起最後一次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時光，我想像著她待在我們小小的營地里，雙眼出神地凝視著樹林，雙手幾乎是無意識地撫摸腹部。
不。我把這個想法拋在一旁。這想法太離奇了。太牽強了。
「那男孩威脅我。」查爾斯正說道。
要是在另一種情形下，想到查爾斯這樣堂堂六尺高的男子，被一個五歲原住民男孩威脅的樣子，我大概會微笑起來——要是我沒在試著接受齊歐的死訊的話，就會這樣——我幾乎是不動神色的深深吸了一口氣，感覺到空氣填滿胸膛，我不再去想她的樣子。
「當時並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