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虧了研究室響起的敲門聲，最終把他拉回到現實中。
愛因斯坦知道，坐在窗台上並不是個好主意，窗檯太硬了，而他又喜歡長時間保持一種姿勢坐著。但他喜歡看著陽光透過彩色玻璃窗上投映出的除法符號，把斑斕的顏色映射到他膝上的筆記本上。這讓他想到了自己在14歲時做的一個思維實驗，想像自己騎在光束上，即使是他提出的最複雜深奧的定理也是源於這種天馬行空的幻想。
敲門聲停止了，但他已經猜到門口是誰了。他曾和他的同事庫爾特·哥德爾 ——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數學家——有一個約定：他們都知道他們倆思考得入神時，一丁點兒的打擾都會讓之前的一切毀於一旦。如果在敲門打擾時，沒有得到及時回應的話，那麼最好先離開，另找時間再過來。
「來了。」愛因斯坦應道，小心地放下僵麻的雙腿，關節不時發出「咔咔」的聲響。他赤腳蹬進壁爐前的拖鞋，那裡的檯子上還貼心地刻著一句他常引用的箴言。他提出的相對論曾受到過一位物理學同行的質疑，這位質疑者的理論在愛因斯坦看來大都建立在隨機事件或巧合的基礎上，對此愛因斯坦引用了上面那番話作為回應：「上帝雖難以捉摸，但並未心懷惡意。」他到現在依舊堅信這一點，宇宙萬物都有著既定法則，而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就是解讀其中奧秘。他拖著步子走過書房，嘴裡重複著：「來了。」
但當他打開門時，哥德爾已經準備離開了。他透過他的黑色圓框眼鏡看向愛因斯坦，像一隻貓頭鷹似的，問道：「我沒有打擾你吧？」
「你確實打擾了，」愛因斯坦說，「不過要不是你敲門，我現在就該成一塊僵硬的木頭了。」
「我在散步。」哥德爾說。
「等一下，」愛因斯坦走到他桌後的黑板前，用他凌亂的T恤袖口擦掉了幾個不太滿意的數字，然後跟著哥德爾一起走下台階。當他們走出法恩大樓的暗處時，兩人都被秋天的強光刺得眯起了眼睛，「我們活得就像兩隻鼴鼠，是吧？」愛因斯坦這樣評價。
「我很佩服鼴鼠這種生物，」在哥德爾列舉從勤勉到持之以恆這樣大段大段鼴鼠的顯著優點前，他這樣說道，「而且它不需要別人的關注，只是自己默默地工作，即便是那樣，也很值得敬佩。」
面對哥德爾為鼴鼠所作的這番辯駁，愛因斯坦只好笑了笑。在和哥德爾聊天時，你永遠不知道你引出的會是什麼話題，這也正是和他相處極大的樂趣之一。在愛因斯坦看來，和哥德爾一起在校園裡散步，或是在高等研究院附近走走是清空大腦最好的方法，如果他願意的話，還可以交流一些未成型的推論和想法。就全世界那麼多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而言，即使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在這所大學城中避難，哥德爾也能脫穎而出。比他大了近三十歲的愛因斯坦看他，就像一個父親看待自己天資聰穎但有些古怪的兒子一樣。
除此以外，他們還可以就著幾盤臘腸和幾杯杜松子酒，分享自己在戰前歐洲的快樂回憶，那時的他們可以隨意討論自己支持的理論，尤其是在曾經被稱為思想者天堂的柏林。但現在令愛因斯坦乃至整個文明世界恐懼的是——整個德國變成了一個充斥著自以為是的無知和前所未有的暴行的地方，這樣的轉變真是驚人。
「我一直在思考，」當他們在校園裡的一處林陰小道漫步時，哥德爾摸著自己的褐色平頭說道。
愛因斯坦輕笑了一聲，每次都是這句開場白，作為世界傑出的數學邏輯學家，庫爾特簡直是個思考機器，他的頭腦從來不會休息。他總能讓愛因斯坦想到自己，他也曾僅靠著咖啡和渴望支撐自己稍稍解開宇宙之謎的熱情，讓大腦通宵工作了無數個小時。「所以你這次在思考什麼？」
「憲法。」
這確實令愛因斯坦很驚訝，他本以為自己會聽見的是一些未成型的理論或是他朋友關於上帝真實存在的最新證據。「美國的憲法嗎？」
「是的。」
這可不是一個好兆頭。
「美國憲法的邏輯中有一個小缺陷，」哥德爾說，「如果這點一直得不到改正的話，會導致專政。」
這正是愛因斯坦所擔心的，哥德爾在準備公民考試時研究了美國的歷史結構，在當中尋找問題完全是他的風格，而且他也不會輕易放過這個問題。作為他的擔保人，愛因斯坦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哥德爾的申請因為他提出的一些令人費解的難題而被搞砸。他的問題除了高等研究院中的人，沒人會欣賞的。
「這已經發生了嗎？」愛因斯坦問，「你現在已經發現它就要發生了嗎？其實我不認為這樣的事情會發生，我倒覺得你的申請還在複審中，這時候提到這個是不明智的。」
「但我必須這麼做，」哥德爾回道，「這樣的缺陷絕不能存在太久。」他說得就像他新找到的避難處正面臨著一場政變的危機似的。
「在你的申請通過後，你也許可以給法官寫一封信，」愛因斯坦和他商量道，「警告他有這麼一種危險的存在。」
哥德爾神經緊張地又摸了摸自己的頭髮，理了理雙排扣夾克的領口，他總是對自己的儀錶一絲不苟，愛因斯坦就邋遢多了。他又問：「如果真的發生些什麼怎麼辦呢？」
「美國的問題已經夠多了，」愛因斯坦回答說，「這個世界的問題也夠多了，這個問題可以先放放。」接著為了把談話引到安全一些的內容上，他問候了一下哥德爾的妻子——她比哥德爾大六歲，以前是維也納卡巴萊歌舞劇舞者，也是最不可能成為這個敏感的天才另一半的人選，但這段婚姻卻一直維持到現在。愛因斯坦想，相對論和性的奧秘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於是又問：「她的新花園搞得怎麼樣了？」
幸好，哥德爾上鉤了，他愉快地談論起他的妻子，於是他們沒有繼續深入憲法危機的討論，一路走到了愛因斯坦的家。愛因斯坦邀請哥德爾到家中一起喝杯杜松子酒，但他拒絕了，愛因斯坦也明白箇中原因——無論是誰提供的食物和酒水，如果沒有他的妻子為他試嘗，他都認為它們可能是有毒的，在那點上他就像那「瘋帽子」 一樣偏執。那個和善的、總是笑盈盈地將所有食物都先嘗一口後再擺到他面前的女人叫阿黛爾，她曾經對愛因斯坦說：「你知道庫爾特多愛我嗎？即使從考慮食物中或許有毒的可能性出發，他也希望我先他而死。」
在他回屋前，哥德爾堅定而鄭重地握了握愛因斯坦的手，就差立正敬禮了。接著愛因斯坦打開大門邁上前廊的台階，雖然他也有會被別人嘲笑的怪癖，但至少他可以毫無畏懼且津津有味地吃東西。
「是你嗎，教授？」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海倫在大廳旁邊的一個小辦公室里喊道。
「是，」他邊鎖上身後的門邊說，「是我。」
「有個人要見你。」樓梯邊擺著一個行李箱。
如果海倫——他喜歡叫她刻耳柏洛斯 ——讓這個客人進來了，說明這件事真得很重要。
一位狼獾般警覺且纖瘦的年輕男士走進大廳，手中緊攥著他褐色平頂帽的邊緣。
「你這麼大老遠怎麼來了？」愛因斯坦立刻認出了他以前的同事，「那麼事情一定很緊急了。」
「沒有比這更緊急的了！」羅伯特·奧本海默 回答道，「哪裡方便討論？」
愛因斯坦帶他上了樓。
「我需要布置一下客房嗎？」海倫大聲問道。
「要的，謝謝。」奧本海默搶在主人前回答了她。
當奧本海默像趕赴絞刑般沉重緩慢地走上樓梯時，愛因斯坦就已經可以斷定他帶來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消息了。如果奧本海默——這個掌控著製造原子彈絕密計畫的人——願意從他這些天隱匿的地方跋涉至此來商討問題，那麼就意味著一定有什麼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可怕到只有愛因斯坦才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