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來，曾國藩集中精力鑽研鹽政，把陶澍當年在江南實行鹽政改革的文書檔案都查看了一遍。還為此事專門寫了一封長信給左宗棠，請他談談文毅公本人對鹽務新政的評價，也請左宗棠自己發表意見。左宗棠沒有回信。
當時朝廷最大的稅收便是鹽課。食鹽按其產地分為淮鹽、長蘆鹽、山東鹽、河東鹽、浙鹽、閩鹽、粵鹽、川鹽、滇鹽。
其中以淮鹽銷路最大，包括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六省。故鹽課的大宗是淮課，朝廷對淮鹽的收入極為重視。嘉道年間，江南疲憊，虧空嚴重。淮鹽每年應行綱鹽一百六十餘萬引，上繳稅銀五百萬兩，實則行銷不足一百萬引，上繳鹽課二百萬兩。道光十年，陶澍任兩江總督，在整頓河工、漕務、吏治的同時，又得曠代逸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襄助，以橫掃一切的魄力，扭轉鹽務的弊端。陶澍首先請准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兼管，以統一事權，然後從成本、手續、運輸、銷售、人事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又在淮北改行票法。即在淮北交通不便、大鹽引商不肯前往販運的地方，允許資本較小的商人赴分司納課，出給官票，憑票買鹽販賣。陶澍鹽政改革很快收到實效，方便了民眾，又為國家增加了收入。但它打擊了鹽官和鹽商，引起他們的怨恨。
當時，揚州的牌葉因而新增兩張。一張畫一株桃樹，喻陶澍。得到這張牌的，雖全勝亦全負。故人凡拈此牌，無不痛詬。另一張畫一美女，喻陶澍之女。誰得到這張牌，雖全負亦全勝。
故人拈此牌輒喜，並加以戲謔。待到陶澍一死，鹽務新政便衰落下來。太平軍佔領兩江之後，陶澍的改革便蕩然無存了。
陶澍死的那年，曾國藩正散館進京，剛入仕途的年輕翰林從那時起，就對這個同鄉前輩欽佩不已，引為榜樣。「第一步，先把陶澍當年的鹽政舊制恢復過來！」曾國藩作出了這個決定。就在同時，曾國藩抽出一批得力的幕僚，包括彭壽頤、黎庶昌、吳汝綸、張裕釗、薛福成在內，分派到蘇北、淮北、江西、湖廣一帶去調查淮鹽行銷的現況。他沒有忘記那年對黃廷瓚的許諾，特邀黃廷瓚來江寧佐幕，並由黃負責這次整頓鹽政的具體事務。
這些天，黃廷瓚召集從各處調查回來的幕僚們開會，匯報情況，商量治理措施，並將詳情向曾國藩作了稟報。
兩江鹽務弊病極多，甚至可以說是一片黑暗。歸納起來，主要在五個方面：
一為欠課嚴重。十年來，淮課每年三成只收到一成，朝廷損失大批收入，兩江總督衙門也損失一項大的收入。
二是走私猖獗。走私的手段有夾帶、跑風、整輪、淹補、放生、過籠蒸糕等等，五花八門，挖空心思。
三為鹽吏腐敗。上自揚州的鹽運使，中到泰州、海州、通州的運判，下至各檢查關卡的吏員們，無不貪污中飽，敲搾勒索，聚斂的財富多達二三百萬兩銀子，少的也有數萬兩。兩淮鹽運使司所在地揚州的樓閣園林，大半為發了財的鹽商所建。其中康山草堂最為豪華，為一個外號叫張大麻子的人建造。此人原為一寒士，五十歲外始補通州運判，十年間便擁資百餘萬，在瘦西湖旁買下五十畝地建了這個草堂。草堂主樓高三層，可俯瞰長江，有專門花園賞梅、賞荷、賞桂、賞菊，仿照大內氣派演劇宴客。更為淫靡的是，堂內建有套房三十間，迴環曲折，外人不辨其路，房內金玉錦繡堆滿其間。每套房間裏住一個美姬，臥床下有通道相連，張大麻子常常夜間宿一房，早起又在另一個房間裏。揚州有個學子仿照劉禹錫的《陋室銘》，寫了一篇《陋吏銘》，辛辣地諷刺這些鹽官：「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斯雖陋吏，唯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入枰青。談笑有場商，往來皆灶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當黃廷瓚唸出這篇《陋吏銘》時，滿座幕僚都笑了，唯獨曾國藩不笑，他的心在為兩江吏治的腐敗而震慄，榛色眸子裏迅速聚起兩道凶光。
四為鹽價高昂。鹽商在沿海鹽場買鹽，每斤不過十餘文，在漢口鎮上岸時，每斤就要賣百來文，在淮北、鄂西、湘西等偏僻地帶，淮鹽售價竟高達每斤一百五十文。許多窮苦百姓買不起鹽，不得不吃淡食，十天半月不沾鹽味是常事。百姓怨聲載道。
五為鄰私侵奪。正因為偏僻之地淮鹽售價高，鄰鹽便以路近價廉乘虛而入，侵佔了淮鹽的銷地，影響了淮鹽的銷售。如長蘆鹽侵奪淮北，川鹽侵奪鄂西、湘西，粵鹽侵奪湘南。
面臨著兩江鹽務如此嚴峻的現況，曾國藩苦苦地思索著治理的辦法。白天與幕僚們反覆商討，夜晚又一個人在書房裏獨自考慮。曾國藩認為，造成鹽務這樣混亂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出在吏治不嚴上。不管是恢復陶澍的改革，還是進一步的整頓鹽務，首先都要整飭吏治。而整飭吏治既必須打擊那些民憤極大的貪官污吏，又要制定新的鹽務章程。現在官場中清正有為的人太少，貪劣昏庸者到處皆是。曾國藩想起了上個月處理的一樁小事。
一天，江寧藩司送來一份稟報。報告說二月十四日上元縣糧船三艘在距江寧江面三十里處遇大風傾翻，九萬斤糧食全部沉入江底，請免予追究押運人某某的責任。上元縣令說稟報屬實，江寧藩司也照此批覆：「此事屬實，同意免予追究。」
曾國藩想，風掀翻糧船，這場風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記憶中，二月中旬沒有刮過這樣的風。查當天日記，果然無風雨記載。
曾國藩斷定此中有詐，把上元縣和江寧藩司找來訓斥一頓，令他們仔細查訪。後來查實，九萬斤糧食根本沒有沉江，全部私分了，縣丞分得一萬斤。縣令糊塗，聽信了縣丞的話，藩司也不調查，就徑直批了。曾國藩記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場的現狀是京官退縮、瑣屑，外官敷衍、顢頇，想不到時隔十五年，吏治更壞了，外官除敷衍、顢頇外，還要加四個字：貪劣、卑污。
曾國藩將章程的制定委託給黃廷瓚去辦，叮囑他多多吸取陶澍當年行之有效的經驗。至於懲治貪官一事，他要親自主持。將幕僚們稟報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後，他決定先把海州運判裕祺抓起來。
裕祺是個蒙古人，捐納出身，在海州分司作了八年的運判。此人完全置國法於不顧，凡能謀財之路，他一條都不放過，僅僅八年，便在海州鹽務中撈取了六七十萬兩銀子。裕祺有一絕招，為其他鹽官所不及。每年開春時，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滯銷為由，壓低食鹽收購價，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湊集三四萬兩銀子給他，千求萬求，他才再出一張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憐恤灶丁為由，將鹽價恢復過來。就這樣前後兩張告示，幾萬兩銀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無不對他恨之入骨。他是科爾沁左翼後旗人，與僧格林沁有點瓜葛關係，便自稱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當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豈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們雖不清楚他的底細，見他說得有根有葉，哪個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聽任他的盤剝。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們早已作好準備，湊了三萬兩銀子給他，他不收，無奈又加一萬，他仍不收。原來，裕祺看中了一個池商以八千兩銀子從南洋帶回來的一串真琪楠朝珠。這掛朝珠以碧犀翡翠為配件，膩軟如泥，潤不留手，香聞半里之外。裕祺的僕人將這個消息透露後，池商們只好又湊集八千兩銀子買下這串朝珠送給他。他這才貼出第二張告示：鹽價照舊。
曾國藩想，裕祺貪婪如虎，就是殺頭亦不過分，先懲辦他不會錯；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麼親戚，抬出僧王來作威脅。曾國藩早就與僧格林沁結下了無名積怨，還正好可藉此敲一敲這個自以為不可一世的親王哩！
曾國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將情況查實，要他聯絡幾個池商，以他們的名義寫一份狀子告上來。海州池商們聽說曾大人要整裕祺，個個踴躍，將裕祺的罪行統統揭了出來。年少氣盛的薛福成對這個貪官恨不得食肉寢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來，花了三天三夜，紮紮實實地寫了一份狀子。曾國藩看了這份狀子後，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將裕祺拘捕歸案。又派彭壽頤暫署海州運判，清查海州分司歷年帳目，把裕祺貪污數目查清後再抄家。
當彭壽頤和督署巡捕來到海州，宣佈兩江總督的命令，鎖拿裕祺，查封裕公館時，海州鹽場無論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無不拍手稱快。這件事很快傳遍兩江三省，官場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無準備，臨上路時，把弟弟裕祥叫到一邊，暗中吩咐：不惜耗費巨資，也要設法打贏這場官司，萬不得已的時候，將他平日所記的另一本帳拿出來，進京找僧王府，請僧王出面，與曾國藩見個高低。
裕祺押到江寧後，曾國藩親自審訊了一次。裕祺不承認他有受賄貪污的事，至於壓價復價，原是為了打擊池商的囂張氣焰，逼他們出血，而這筆款子全部用在浚通運河、修繕鹽場上去了，他並沒有貪污。曾國藩不與他爭辯，將他暫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