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到1995年，她從來不曾讓人這麼多地談論過她。她想過足癮後再拋棄這種願望，把它拋棄給已悄悄地打通了死亡之路的疾病。她就此走向了自己的黑夜，走向沉默，但仍踮著腳跟，想追憶她永遠好奇的這個世界。多年來，寫作已漸漸成了她唯一的夥伴，現在仍讓她魂牽夢繞：對她來說，一切皆寫作，或是恢複寫作的理由。雖然疾病加重，出現了老年性的體力衰退，她仍設法寫了一本新書《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作為一個總結，為她和她現在已經接受了這麼多年的那個人的浪漫故事畫上一個句號。生活表面上看來是平息了，但激情一直在她心中澎湃，某種狂野的東西撕裂著她，穿越著她。就是那種東西給了她這種具有傳奇色彩的力量，讓她的作品既強烈又溫柔，讓她具有偉大的遠見。在這方面，她現在毫不猶豫地想說，自己就像古代偉大的預言者那樣，具有先知先覺的本領，是上帝派來報信的。她身上有些轉瞬即逝的光芒，人們有時覺得她最大的本領在於造詞遣句，懂得使用漂亮的詞或者說正確的詞，誹謗她的人也往往這樣說她，但事實上，那是另一種東西，來自她的身外，超出她的能力之外，有時她自己都無法控制。那種靈光往往出現在她生活最平常的時候，事情最簡單的時候，甚至是在她最吝嗇、最惡毒的時候。她不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不是一個異乎尋常、離奇出格的人，而是一個非常普通、平凡的人，她的反應往往像個小市民，喜歡說教，偏狹。然而她會突然發出預言者那樣的偉大聲音，像一道靈光，像是渾身充滿了上帝的恩惠，於是說話威嚴起來。所以，神聖的反光永遠不會離開她，她把自己與神靈，不如說是上帝吧（不管那些評論家怎麼說），聯繫了起來。其實她早就否定了上帝，但在孤獨的夜裡，她又會去尋找他。
對她來說，寫作是她的全部工作：她感到自己被它包圍了，真的是包圍了，「被判」寫作。她已經忍受其苦，而且總是越來越苦。在這個意義上，不排除她以為自己是個殉道者，就像是基督教中的偉大聖人。她應該也發現過一場偉大的、得不到的愛，就像馬拉美詩中的星星，但她仍想盡一切辦法得到它。所以說，她是世俗的，然而，是一個像西蒙娜·韋伊或 漢娜·阿倫特 那樣的世俗聖人。
她曾積極地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社會曾在她的生活中佔有那麼重要的位置，但現在，她幾乎已不再對它感興趣。她已經過了那個時期，眼下，她專註於寫作，重新創造自己的作品，重寫，甚至給自己的語言以新的生命。不過，一切都來自給她全部作品提供原材料的熔爐。跳躍，曾是她過去的風格，她喜歡省略和矛盾形容法，也就是逆喻，喜歡啰唆、咒語，這些，都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從此，她放任自己的語言，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寫，語言的這種流暢總是給她靈感。她在貝爾納·皮沃著名的「文化訪談」節目里無意之中說的話，在此得到了肯定和重申，可以說，表達得很自由，但也把握得很好，顯得很自然。拿她的話來說，是「在浪尖上」寫作，抓住（或重新抓住）從記憶深處，從深深的海底浮現出來的辭彙、回憶、感覺，這正是普魯斯特所探索的東西。語言顯得有些誇張，甚至不嚴密，但對她來說，恰恰相反，那就是她想講述的故事本身：創作風格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那些莫名其妙的話，我覺得很神奇。」她有點開玩笑地說，津津有味地欣賞著這些字眼……
但「神奇」這個詞已經說出來了，因為確實很神奇：那是一種「神奇的」寫作風格。菲利普·索萊爾斯在評論這一點時沒有說錯：她的作品有「薩滿教」 的色彩。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杜拉斯，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釋。信薩滿教的女人。否則又怎麼解釋抵抗主義組織那麼輝煌的時候她堅決拒絕參加呢？新小說派最流行最拉風的時候她又為什麼不加入呢？然而，她深深迷上了詩歌，迷上了與詩歌有關的一切，迷上了她所喜歡的詩人，當然，她也在語言上試圖接近他們。誰能說《情人》中的某些章節不是法國詩歌中的傑作呢？人們想起了海面上的那一幕：星空下，迴響著肖邦的華爾茲舞曲，一個年輕姑娘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一邊聽一邊流淚；或者想起在《聖經》所描寫的那種天底下，郵輪行駛在大海上。
最後那幾年，並非老是在重複，重複到爛的地步，如同蔑視她的人所指責的那樣。首先那是些幽默分子和諷刺家，比如帕特里克·韓波，他曾說她的作品是滑稽的模仿，模仿得厲害，都是一些寫爛的東西，甚至更糟，缺乏想像力，好像她的才能突然（終於！）枯竭了，可事實上恰恰相反。她的生活就像一塊寬大的地毯，上面的圖案煥然一新，好像不會磨損的寶石，她的生活成了《一千零一夜》那樣的「故事」，以另一種方式講述和重建，重新誕生，重新組織，做了修改和更新。《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就是典型的指路明燈，但她以前讓讀者嘗試過那種運動和過渡：從《副領事》到《勞兒之劫》，從《勞兒之劫》到《印度之歌》……
在那個時期，她喜歡說，這種重新煥發活力、重新使用的作品，是從甜歌「藍月亮」那兒來的，羅傑斯 的那首名曲，旋律一再重複，甚至可以說很甜，像蜜一樣流出來，迴響在人們耳邊。她現在就是用這種想像中的繡花布來編織她的作品。在巴黎，（壞）話接二連三。有人說，杜拉斯「抄襲杜拉斯」，就像1975年人們說達利「抄襲達利」一樣，他不過是自身的漫畫像而已。還有人惡毒地說，如果可能的話，她會用自己的作品來做果醬……他們沒法再說了，因為她去世後，許多劇團把她的菜譜搬上了舞台。她當了出版人（可以說只為家人和朋友出書）的兒子烏塔也出版了《瑪格麗特的廚房》（La Cuisine de Marguerite），一本精美的小書，長期以來被無情地看守著杜拉斯作品的揚·安德烈亞所禁止……
杜拉斯只知道，讀者好像被她的作品之網所網住了。具有魅力的詞語迷住了他們，他們現在還願意這樣。她將不知疲倦地寫揚·安德烈亞，揚是她生活中最後的愛情艷遇，更是她對愛情的最後拷問。她所開創的道路，那種奇特的懺悔，介於愛情小說、自傳、日記之間的東西，在她筆下成了一種新的樣式，完完全全，並且在繼續。她給這個故事大廈增添了一塊石頭。《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也許是這一感情歷程的最後一站。她當然可以說自己是無人不曉，因為她的每本書都很暢銷，她與讀者建立了長期的來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杜拉斯，正如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身上有一部分芭芭拉 ，那是女歌手和公眾之間最美的愛情故事。對杜拉斯來說也同樣。既遠又近，她越過千山萬水，可以說是「穿越世紀」，終於來到了大眾身邊。對他們來說，她既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神秘的薩滿。在20世紀，哪個作家能這樣說呢？誰能自詡有這樣的影響力呢？她知道這一點，並為此感到驕傲。更了不起的是，她利用了這一點，因為那種誘人的狡猾在她身上從來沒有消失過，就是這種狡猾讓她重新融入了她說她最討厭的東西：社會。她決定離開梅迪西獎評委會，是因為她覺得「人間喜劇」中的所有惡習都在那裡恢複了。她說，獎項，「就是一個重新開始的社會」。她一輩子都不斷地想離開它，毫不猶豫地踐踏它，寧願與聖人為鄰。為什麼不與上帝同在呢？她的姓氏中不是還有上帝的痕迹嗎（Donnadieu）？但確切地說，她身上的某些東西又讓她重新與這個世界聯繫在了一起，讓她利用它的規則和習俗。
從此，她的任何一句話都會引起轟動，成為新聞，被人們所閱讀，甚至被當作預言（她去萊邦熱採訪維勒曼事件並被《解放報》廣泛宣傳時，這種式樣就已經開始了）。1992年，演員兼導演迪迪埃·貝扎斯（Didier Bezace）把她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談話搬上了舞台。她就此走進了傳奇，出現在法國歷史的很多頁上：抵抗運動、集中營、清算、反殖民地、社會黨上台等等。《瑪格麗特與總統》（Marguerite et le Président）的上演取得了成功，有人以為她會因此而寫進歷史。她有本領永遠與世上最重要的事件巧妙配合，擁有可以讓她發表意見的權威，甚至與決策者一道宣讀歷史……她允許保爾·奧查可夫斯基·洛朗（Paul Otchakovsky-Laurens）收集她在1963年到1992年寫的各類文章和文字：不是壓箱底的東西，而是她仍然感到驕傲的文章，可以作為作品的內容或曾是她作品的落腳點的東西：左派和右派、畫家、女藝術家、電影、神話般的地方、特魯維爾、威尼斯等。.出版社的出品人同意了，把仍可能混淆或變化的文章進行了整理。作品成了《外界》的續集。《外界》是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出版的，已收集她在上世紀60年代為了謀生而應《法蘭西觀察家》或《浪潮》的要求而寫的文章。在這部後來叫作《外面的世界》（Le Moérieur），副標題為《外界.》的作品中，人們可以找到「拉夫·吉布森 和卡拉斯 」「女攝影師雅妮娜·尼斯（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