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她似乎在《八〇年夏》之後就簽署的「自傳條約」所迫，在與揚·安德烈亞建立了關係之後，她重拾自信，開始創作後來於1984年7月出版的《情人》。
她回到了不斷地追在自己身後的東西，循著香料的味道和西貢大街上的嘈雜和擁擠，回到了那個可怕的家庭。這個家庭向她顯示了古老的力量，給她傳遞了野蠻和謀殺的本能。整部小說都圍繞著她跟那個年輕的中國人持續了一年多的關係展開。他來找她，就像《抵禦太平洋的堤壩》中的約先生，開著一輛跑車，送她鑽戒。
如同音樂中的密接和應 ，交響樂的所有主題都聚集在一起，她在這個故事中也回憶了情感教育和母親對她的教育。突然間，一切都出現了，那些已被埋葬的東西，記憶之井，在十多年當中，仍不斷地冒出，滋潤著作品，創造著作品，像地震一樣動搖它，展現著它的斷裂之處，那就是書。
她反覆咀嚼把她與初始知識結合起來的這種悲結，就像咀嚼祈禱用的麵餅。她一直擁有那種知識，甚至在小時候就有了，「因為誰也沒有辦法讓我們改變記憶」，她寫了《情人》，那是過去所有作品的另一個版本，另一道光芒。
那本書很快就獲得了成功，長時間被愚弄的公眾好像最終將知道，將進入作者最隱秘的內心，滿足自己的好奇。
但杜拉斯的成功，永遠來自「公眾的錯誤」，正如她在談及《廣島之戀》時所說的那樣。事實上，沒有哪本書比《情人》更適合杜拉斯的美學，沒有哪本書比它更不按時間順序來講述，它像一般的傳記那麼通俗，講述著表面化的事情。
書中呈現出一種虛幻的真實，矛盾處處，也就是說，真實的生活之間連接得很不嚴密，如漫天霜雪，給語言撒上了一些白色的粉末，把似乎已經清楚的東西又弄糊塗了，甚至弄得更加難懂。杜拉斯顯然是違約了，「關於我的生平的故事不存在」。她的生活，就在這種肉慾的親近中，在零零碎碎的事情中，在對他人冷漠而變化無常的恐懼中。
「想寫愛情，就要反對語言浪費：在那個讓人恐慌的區域，語言既太多又太少。」羅蘭·巴特在《愛的絮語》中曾如此說。
杜拉斯現在就在那個區域，一個難以描述的地方。她在那裡摸索著，把那裡當作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地區，所有的時間都混淆在一起，想像與真實，幻想與保存的照片，從「我」到「她」，小女孩，她，年輕的姑娘，孩子。
她的生命從這個破了口、口子張得大大的地區回來了。她在這種無法描述的虛空中用鎬頭挖著，想創造生存的空間。她在《情人》中所說的，就是她在生活中所信的，即「時間之間或深或淺的」呼應，讓它們自己發生作用，不去要干預。「寫作的考驗，」她在《新觀察家》中談起《情人》的時候說，「在於每天要與正在作的書保持一致，再次跟它保持協調，受它支配。與它保持協調，與書。」
她的敘述技巧在當時完全成了異類，她好像成了一個自己也在尋找幽靈的幽靈，尋找轉瞬即逝的過去的幽靈，讓故事具有「霧的厚度」。隆斯達爾扮演的杜拉斯，被福柯認了出來。她寫道，正如福柯後來在《雷諾-巴洛叢刊》中所指出的那樣「在記憶的層面，一種完全清除了任何回憶的記憶，那無非是一種霧，不斷地反彈著記憶，關於記憶的記憶，每種記憶都消除所有的回憶，如此無窮無盡。」
不過，佔上風的還是誤會，書名讓人覺得有點冒失，坦白得有點無恥，繼續激起情感和慾望，變得通俗了，面向「並非為他們而寫的公眾」（皮埃爾·諾拉語）。杜拉斯勝利了，因為她證明了文章可以有多種讀法，文章應該擁有眾多閱讀層次，以達到永恆。
1984年9月28日，她到「文化訪談」做節目時，媒體激動到極點。她一直拒絕參加這類節目，她贊同格林、夏爾、米肖的觀點，認為這是糟蹋文學。但她常常改變主意，後來又同意去了，條件是節目必須完全以她為內容，讚美她的出現，把她神聖化。她穿著一件寫著「看杜拉斯」的翻領套衫出現了，黑色的背心，戴著戒指和手鐲。像是倫勃朗畫中的母親，細細的皺紋破壞了她的臉，卻讓她顯得更漂亮了。她似乎很自信，回答得很巧妙，以打破沉默。在她對面，主持人啞口無言，他相信杜拉斯所說的話，相信她的傳奇，伊甸影院，但杜拉斯難以模仿的聲音有點陰險，她臉帶微笑，說故事發生在其他地方，帶有其他時代、其他流派的色彩。
她不加掩飾地談論酗酒，真實地顯示出痛苦；談論文學、想探索的秘密、其他作家及其地位（薩特，她一再說，算不上是作家），想到什麼說什麼，很多話事先並沒有想好，而是即興的，爆發出來的，重新想起來的，也許是她最關心的；談她所做的所有事情，現在還在做；尤其是談她自己，這是她避免不了的。那本書重印了，暢銷得使午夜出版社難以滿足「添貨」的需要。
書上了龔古爾獎的名單。《抵禦太平洋的堤壩》34年之後，出版了50多種各類著作之後，她似乎很有可能得獎，但在文學圈裡，誰也沒有真正相信，大家都認為龔古爾學院的某些選擇已經遭到反對，它不會再違反該獎頒發給年輕作者的精神，頒發給一個如此有威望的作家。
三輪之後結果揭曉，她在10票當中獲得了6票，這表明她並沒有獲得一致通過。學院是給全部的著作頒獎，而不是給一本書頒獎，它向公眾推出了一位長期以來被疏離和否定的女作家。
她接受了這一榮耀，儘管退出梅迪西文學獎評委會之後，她曾揭露說這些獎搞陰謀，抨擊評獎體系。有些崇拜她的人希望她能像薩特拒絕諾貝爾獎那樣，拒絕這個獎，把她名聲在外的喜歡惹是生非的精神推向極致，但她絲毫沒有這樣做。也許是那麼多年的辛勤勞動；也許為了讓她的勞動得到公眾的承認，她長期以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感到疲倦了；也許還因為終於被當作了一個重要人物而心中竊喜，她顯示出了矛盾的一面。然而，她沒有上當，六年之後，她以慣常的粗暴，在接受搖滾雜誌《不可妥協》的採訪時說：「當年我獲得那個男人的獎的時候，書才印了25萬冊，那天晚上，評委當中有人失望得哭了。這一切，都因為獲得龔古爾獎的是一個女人，也許吧！」這表明，她對幕後交易不抱任何幻想。但在當時，巴黎還是有流言蜚語，說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可能就在那個時候給龔古爾學院送了一個大禮包，數額客觀，他是否想因此得到回報？是否有交易？那個佛羅倫薩 總統，精通各種手腕，他是否要求評委們答應獎賞他在抵抗時期的戰友、選舉期間重要的支持者？那個厚顏無恥的女人，對《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在龔古爾獎評選中失敗所帶來的恥辱一直耿耿於懷，她是否曾以某種方式告訴他，她不在意？
該書的銷量讓她在多個星期內處於周刊排行榜的榜首，她成了一個暢銷書作者，打破了所有的銷售記錄：一百多萬冊，還不算俱樂部版和國外的譯本。法國評論界總的來說是讚賞這本書的，當然也有不少不和諧的聲音，認為語言松垮，句法有錯誤，主題放縱，但克洛德·魯瓦、德尼·羅什、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皮埃爾·阿蘇里、艾爾維·勒馬松都說這本書充滿了魅力，給人以閱讀的快樂；說書中有種音樂性，從一個主題變化到另一個主題，貫穿著整個故事。作者試圖把這種音樂固定在相冊上，然而徒勞，圖像似乎逃避墳墓的陷阱，前往他方，來到作品永遠未完成的空間。美國人也許從杜拉斯的語言中認出了適合他們自身文學的節奏，尤其是那種敘述方式很接近海明威。兩個季度以後，1986年，美國人給了她讓人覬覦的里茲-巴黎-海明威獎。她十分樂意地接受了況且她覺得跟20年代「垮掉的一代」有些意氣相投。她因此感謝美國的大學教授們首先開始研究她，邀請她，認為她在法國文壇具有重要地位。
在電影方面，她的作品始終讓導演們感興趣。她滿腦子都是畫面，準備自己改編，《火戰》和《熊》的導演讓-雅克·阿諾購買了版權。在越南經過許多磨難之後，影片拍攝完了，1992年第一季度在巴黎上映。
《情人》的成功永遠把杜拉斯放在極令人覬覦的暢銷書作者行列之中了嗎？但她之後出版的書沒有引起同樣的反響，這證明她並未像人們所批評的那樣，試圖討好讀者。她的作品中絲毫沒有摻雜誘惑和伎倆。
她的許多讀者沒有預料到會是這樣，他們大都買了那本獲龔古爾獎的書，讀了以後卻感到失望。線索非常複雜，語言顯然脫節，風格有時很不協調，這些都讓他們有些泄氣，不少人放棄了閱讀，她因此回到了在男性團體中流亡的狀態。書有時是會把人拽回到那裡面的。
然而，她卻受成功的鼓勵，繼續進攻她神秘故事中最堅硬的內核，在目的不明的大膽行動中，隨身帶著扔在諾夫勒堡藍色衣櫃里的筆記本，重讀，卻想不起來自己曾經寫過這些文字。她知道那裡面有些東西，可怕的時間，好像被定格了，關於納粹的暴行，集中營，羅貝爾·昂泰爾姆的流放及其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