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開年不利。杜拉斯感到自己被人拋棄了，很難恢複理智。與卡宴的那個年輕通信者所保持的虛構故事從此成形了，她的心理痛苦使她突然變得脆弱不堪、易受傷害。她周圍的人卻一點都不介意，他們已經習慣她的衝動和內心強大的力量。1980年2月，某種反叛的本能使她激動起來，她終於給揚·勒梅回信了。揚早已不奢望她會回信。不過，給她寫信，這並不是他的錯。寄了許多信、短箋和便條，全都消失在時間與黑夜之中。他已經下定決心，要結束這種狀況。那種愛，表面上是精神層面的，實際上完全就是心理分析學家所說的「黑色性慾高潮」，一種消極的性慾高潮。所以，當她給他回信的時候，他覺得這個愛情故事已經開始了很長時間，他對這種難以形容、被一支神秘之箭射中的愛情感到非常高興，這種快樂顯然巨大得讓他無法想像。杜拉斯在這之後寫的《揚·安德烈亞·斯坦納》中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衝動的：「我想起了一封傷心的、斷斷續續的信，一種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不適突然出現在我的生活中，讓我非常泄氣，那是一種怎樣的新的孤獨啊，讓人意料不到，新近才出現的。」得好好檢查這些矯揉造作的情話，那些精心選擇的詞句像是朗布葉夫人或史居里小姐 可能用過的：古老的辭彙，原汁原味，如「傷心」，在這裡意思是受到傷害；「不適的欣愉」，意思是突然來臨的痛苦。杜拉斯可以說已完全陷入孤獨，現在應該已接受現實，如同悲劇中的一個女主人公：表白的時候到了。渴望見面。2月6日。揚回信時還對杜拉斯的來信驚訝不已，他重複著對方的寶貴辭彙，說自己當時「開心得筋疲力盡」。
杜拉斯開始感到身上產生了一種新的生命力，一種更強烈的寫作慾望，甚至想擺脫寫作本身，投入到宇宙的偉大運動之中。她不再那麼相信電影的必要性了，哪怕是自己的電影；不再那麼相信自己能給電影畫面提供隱藏在文字當中的力量了。《解放報》的總編塞爾日·朱利當時恰好請她給自己的報紙寫「不針對政治現實或其他的專欄，而是針對類似下列事物的某種現實：可能讓你感興趣但並不一定被日常新聞所關注的事件」。她很情願地接受了，並在這種「類似」當中找到了寫作的新場地。她認為，這對她來說甚至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機會，將和她此後所謂的「流行寫作」結合起來，即，對隨便什麼事情任意掃上一眼，然後用一種新的語言把它謄寫下來，像童年的泉水一樣燦爛和清新。她突然接受了兩個挑戰：寫信給那個年輕男人，接受塞爾日·朱利的請求。她想，這兩個挑戰將使她獲得新生，也許還會給她機會，重新找到林中空地的光亮。費德爾的空願。但她還不知道自己所採取的這兩個決定是不是命運的陷阱，某種殘忍的命運，它處心積慮地在路上跟著她，引誘著她。她給揚·勒梅的回信是否也可能是一個陷阱？
1980年的那個夏天，她住在特魯維爾，靠近大海，聽潮汐不停的運動，沐吹走勒阿弗爾港旁邊安提費爾聯合化工廠臭味的海風。
在黑岩，不再是《印度之歌》中的那種沉寂和羅斯柴爾德宮奄奄一息的奢華。在這裡買了別墅的人前來度假，儘管這邊的沙灘沒有人監護，來自維特里、薩爾樂這些紅城 郊區的夏令營的孩子還是把它全佔了，因為這裡更開闊。在大樓寬大的廳堂里，有些陌生人在忙碌著，大多是房客，做些季節性的事情，杜拉斯就不一定做那些事了。她像普魯斯特那樣，在巴爾貝克 溫暖的夏天裡，在花季少女漂亮的紗裙中，觀察著遊客。
1980年的那個夏天，天氣多變，雨長時間地在空中肆虐，讓沙灘變得像秋天一樣荒涼。但她從自己的「涼廊」里，想看到一切：來回經過的人，在光線變化中散步的人，從「波濤洶湧的水」，到沿著海岸航行的小船的「馬達聲」，什麼都不漏過。
於是，她每個星期都寫「八〇年夏」專欄。她感覺到這種新的表達方式以更廣闊的方式讓她回到了人群當中。她專心地住在這個寬大的套間里，但仍「和你們大家，和所有人在一起」。因為她不限於描寫日常生活狀態，也對時事做出反應，讓它們與沙灘單調的運動進行碰撞。那個夏天，人們埋葬了伊朗國王，烏干達全國饑荒，颶風阿倫掃蕩了所有的島嶼，尤其是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向共產黨政權發起了挑戰。
她相信作家之所以為作家，是因為他們擁有用詞語編織世界歷史的本領，能敏銳地看見其組成部分，並作出解釋。否則寫作是什麼？難道是運動？
而且，她虛化了在沙灘上玩耍的那群孩子後面的背景，聚焦於其中一人，他與別人不一樣，女領隊試圖俘虜他，她察覺到他們之間產生了愛情故事。「八〇年夏」就是由這些各種各樣的文章組成的，短暫的專欄，談論當時無情地發生的災難，但也斷斷續續、片片段段地講述來來往往、奄奄一息、最後死亡但又在別處新生的生活。在這裡復活，到處復活，現在就復活。
這一專欄是否與她最初的文章，發表在《法蘭西觀察家》或《浪潮》中的文章相同？在那些文章中，她出色地講述了她感興趣的社會新聞和某些人的邊緣狀態。她寫那些文章是因為她需要錢，就像她經常宣稱的那樣？
不過，寫作方式卻並不新，因為來自同樣的靈感，恆河和暹羅又讓她回到了「故鄉，回到了她已經離開十年的可怕的艱難勞動」。杜拉斯的一切，她的想像，這種流暢的記錄，那種印象派的東西現在又都回來了，仍因某種「流行的」寫作方式而輕盈。這種方式不拘文體，而是快步前行，以其無法模仿的節奏，道出了時間的變化，就像迪亞貝利或巴赫，天真但經驗豐富，看起來鬆散，但懂得執「牛耳」。她的目光因厚厚的眼鏡而黑暗，卻看得更遠。在這裡，她想盡覽整個世界，從微觀世界——沙子、潮汐難以察覺的運動——到宏觀世界，風，暴風雨，國門外，波蘭，非洲，印度，印度支那。這一切，她都能在窗前看見。她的窗前有一條木板搭成的小路，覆蓋著海邊沙子，整個世界都在那兒經過。從此之後還用得著出門嗎？她在公寓里，既「在其中」，也「在外面」，也就是說就像一座燈塔，永遠看著事物和世界。
她永遠處於模稜兩可的狀態，創造著宇宙間真實的想像故事。帕斯卡爾也同樣，隱居著，生著病，關心著世界及其日常喧囂，雖然永遠沉默了，卻仍然關注社會和人類的運動。普魯斯特或是聖西蒙也是如此，普魯斯特在他鑲嵌著軟木的房間里，描述著可以用語言表達和不可以用語言表達的事件經過，而聖西蒙則在他位於凡爾賽的屋頂閣樓，表面上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卻仍在觀察世界的波動。
在這種孤獨的旅程中，她收到了一些信，寫信的人她永遠不會見到。她不回信，但這些信就像一道道光明，減輕了生存的痛苦和失望，讓她所承受的這個世界的悲劇狀態顯得好受了一些。寫作就是在這種厚重的東西中，在那種無法掌控的物質中進行的，只要有慾望，就會有這種奇特的物質。
她讀著這些信，聽到了寫信者的聲音。他們說出了自己的愛，希望能更好地認識她，了解她的秘密。有的信是匿名的，是她在門口發現的，甚至沒通過郵局遞送，而是放在她在巴黎或特魯維爾家中的門氈上。給杜拉斯寫信，跟給你喜歡的其他作家寫信完全不一樣。這是因為她的書有神奇的本領，能帶來另一種關係，引起更加神秘的故事，當中涌動著巨大的慾望。她曾試圖解釋她所引起的這種奇特關係：真正的作家「是一些傑出的性用品」，他們能「引起性」。他們身上，有些東西壓住了恐懼、瘋狂、痛苦和憂慮。他們所創造的作品能給讀者帶來深淵，它談論得更多的是未知，處於生活的邊緣，死亡會突然出現在那裡；它遠離明確的東西，很容易招致危險。
她與別人之間所保持的距離和他們之間的區別，讓人們想進入和弄清那種神秘，成為見證人，哪怕是短時間的。出於種種理由，普魯斯特的身體是極性感的，能激起別人的興奮。杜拉斯的身體也是如此，她的作品只知道講述這些隱蔽或公開的激情吶喊，準備公開她所收到的奇特表白，她承認她常常墮入情網。1980年初夏，她獨自一人，失望地被囚禁在那個「奇異之地」，那是作家之地，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她也給一些陌生人寫信，如同她有時也喜歡給一些不認識的人打電話一樣，在「電話的深淵裡」平息這種痛苦，交流，因為「最糟糕的事情，是不能愛」。
她66歲了，又開始大量喝酒，不知道為什麼。她用喝酒來打發夜晚。在諾夫勒堡，花園裡玫瑰處處，但味道讓她噁心。她厭倦了它們濃郁的味道，只有一個願望，「寫作，永遠。永遠寫作。一直寫。」寫作這一專制，她忍受著，把它當作是一種堅持活著、不被吞噬一切的時間帶走的方式。在家裡，她儘管喝酒，儘管很痛苦，但一直乞求寫作，因為「寫作的時候，我就不會死了」。她身上有一種強烈的生存慾望和巨大的活力，讓她戰勝了痛苦、「時間的黑暗」和「日子的厚實沉重」。
她寫信就像史前的洞穴女人把手放在抹著各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