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5月的事件中，人們看見她出現在示威隊伍的前頭，她渴望改變這個世界，並早就為此而努力。「1968年5月」可以說是「她」的革命，因為看到權力機構全都千瘡百孔、奄奄一息、腐朽不堪，她本能地預感到要發生革命了。年輕人的憤慨驅除了她的悲觀，讓她在那一年裡嘴角常掛著嘲笑，使她更有理由信心十足了。
重新獲得的話語權和她常提到的那種天真的浪漫主義，讓她心曠神怡。在讓-路易·巴洛丟給學生們的奧德翁劇院，她喊出了年輕人的強烈訴求，即，否定舊秩序。她把這種訴求大聲地喊了出來，直率而單純。「1968年」被她當作是一種新生，她創造著，想像著，沉浸在荷爾德林們、狄更斯們和「瘋子們」的那種野蠻的天真中。那種瘋狂在她心中真的經久不息。不把自己想說的話喊出來，不展現自己生活和行為，那才是瘋了呢！擺脫鐐銬吧，放飛自己的想像，讓詞語、動作和生活準則恢複原來的本質。學潮逐漸波及其他社會階層，獲得了輿論的支持和同情，杜拉斯把它看作是表達政見和改造政治的一種方式。
革命一開始，準確地說是從5日開始，她就和馬斯科羅以及創辦了反左報紙《7月14日》的同仁們，最先起來號召大家抵制面向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 。5月中旬，同是聖伯努瓦街的這群人成立了「大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該委員會後來將在提案和學潮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在混亂期間，人們再次看到她不顧禁令、無視命令，正在發起反制度、反宗教和反警察的革命。她精力旺盛，激情充沛，鬥志昂揚，馬路上只剩下她一人時仍從容不迫。她喜歡大街上亂糟糟的，喜歡那種具有創造性的狂熱，1830年、1848年和1871年 就出現過這種狂熱。巴黎到處都是火藥味，新思想噴薄而出，嚇壞了部長們。那時，她感到自己產生了「一種沒有區別的愛」，與人群，與其他人沒有區別，她與他們一道向著「巨大的自由」進軍。
她也更加堅定地表現出否定的願望，並且毅然決然地大聲說了出來，這種堅決與鼓勵她自豪地進行挑戰的不妥協的清醒促使她往前走。她調和了「反戰的女戰士」這一矛盾本身，在一篇關於行為準則的文章中，肯定了5月革命以來最具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信條：「沒有什麼比否定更能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了。我們在階級社會裡迷了路，但仍然活著，我們沒有階級但不可摧毀，我們否定。我們把否定推到極端，拒絕參加任何以拒絕我們所拒絕的東西謀利的政治團體。我們拒絕反對派有計畫的拒絕。我們拒絕把我們的拒絕捆上繩子、裝進箱子、蓋上印記。讓湧泉乾涸吧，誰也不要逆流而上。」這種聲明並不讓人吃驚。杜拉斯在已完成的作品中曾發出這種憤怒的喊聲，她喜歡重複的文法又死灰復燃，暴露了她典型的焦躁和自發而野蠻的虛無。她鼓吹無政府主義也許是因為她被法國共產黨開除的緣故，這是一個創傷，儘管她自己不承認。她所歌頌的新世界沒有法律、沒有秩序、沒有軍隊，或者，正如她說的那樣：「我們拒絕，我們服毒，我們行動，我們集合；在這裡，沒有威嚴的演說，沒有『路線』；在這裡，我們不會一開始就給人劃等級。這裡無秩序。」
她強烈地、激烈地控訴各種意識形態及其鼓吹者，說出了這種「夢幻」的和非現實的話。這個極現代的人喊出了「我們是未來的史前人」的口號。
作品的成功和已經完成的工作使她深受鼓舞，她成了一部分渴望自由、渴望「一切都重新開始」的年輕人的代言人。是的，正如她後來所說的那樣，摧毀的時刻來到了，在這種痛苦的預言中，她只看到喜悅，創造者的喜悅，卜測生命的人的喜悅：「讓世界走向滅亡吧！」據說，「沙灘就在馬路下」這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她提出來的。在群眾集會和大會上所產生的集體狂熱中，這句口號有可能是集體「發明」的，但這種與大海有關的比喻用在她身上太適合了，以至於人們都想把這個創意歸功於她。這沙灘，就像是她小說中的「瘋子們」和《八〇年夏》中的孩子們所走的沙灘，儘管輔導員不斷下令禁止，孩子們還是到處亂走。他們重新獲得了自由，巨大的空間和廣闊的大海展現在他們眼前。這一時期的狂熱和隨之而來的失敗（她在很大程度上把那種失敗歸結為「無產階級不負責的害人態度」），加上6月選舉一開始，保守主義就又重新掌權，凡此種種，迫使她接受了近乎超現實主義所宣揚的極端態度。她對得到鞏固的極「左」運動有一種明顯的同情，儘管自己並沒有參與其中；她反對軍事主義，這使得她短時間參加法國共產黨後便拋棄了參加一切組織的念頭。運動把戰後受到歡迎的消費社會的神秘與另一種神秘對立了起來，那就是度假和重新獲得的自由的神秘，這是一種詩意的、浪漫的景象，有點兒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傾向，但充滿了想像力和創造力。
她在那個時期的所有談話，她所有言論的內容都建立在這一烏托邦的信條之上：根據超現實主義者所鼓吹的原則，詩意地生活在既勇猛地征服又能帶來集體幸福的雙重運動中。
「68運動」認為，最要緊是否定「政治主張」，代之以「空虛，一種真正的空虛」，那種「20世紀整個意識形態的大雜燴、大垃圾」更可取。她認為政治就是謊言，是欺騙人的東西。她的思想總是與疏遠黨派有關，尤其是對法國共產黨，她的話說得很重，好像忍不住要判它罪似的。無產階級在「68運動」中不承認有巨大的希望，這種態度使她更深信不疑，她認為這是「拒絕生命，拒絕生活」。
聖伯努瓦街的那個公寓繼續成為國民抵抗、地下抵抗組織和知識界反政權的地下場地。1968年7月，部長會議解散了左派小團體，革命的共青團領導人轉入地下，宣稱要繼續鬥爭。人們到處在尋找其創始人阿蘭·克里維納和. 的亨利·韋伯以及3月22日運動（佔領南特）的組織者代表達尼埃爾·班薩伊德。班薩伊德和韋伯在杜拉斯位於聖伯努瓦街的家裡找到了避難所，撰寫關於暴動的回憶錄，有時也悄悄地到附近街上轉轉。
後來，1977年，她的「干預社會」的道路與其他所有知識分子，尤其與薩特和波伏瓦完全不同，她開始拍攝《卡車》，塑造了一個司機的形象。這個司機仍相信法國共產黨的主張，精神永遠錯亂了，信仰很堅定，結果一輩子都毀了，可悲地僵化在「政治的黑夜」里。她用這個人物來反襯自己所代表的那個女人，那個女人是她又不是她，身份不明，正如她自己所說的那樣，「面向未來」，前進，「瘋」了是肯定的，想像自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所有死去的猶太兒童的母親，是葡萄牙人、阿拉伯人或馬里人，「學會了重新創造」。
評論界和公眾都嘲笑她。她照見了他們的黑夜、衰老、黑暗和政治陰謀，他們需要弄清自己究竟看見了什麼。慢慢地，她變得對那個炫富的社會更危險了。儘管開始出現衰退現象，但她好像總是過分了一點，背叛自己的階級，背叛自己的國家和國家的道德習俗。她對此毫不介意，絕不妥協，公開介入，揭露那些瘋狂的舉動和所有的壓迫，悄悄地繼續自己輪廓模糊的作品，作品中的詩意也許正變成對政治最明確的回答。
她的聽眾依然有限，「多多少少有人聽她說話，」正如她讓《卡車》中的那個女人所說的那樣，不過，這對她來說不重要。可她針對男性的一種說法卻逐漸得到了肯定，她認為男性是暴力之源，引起了人們對權力的渴望。在《話多的女人》中，她說，在他們身上，潛伏著「一種不願承認的憧憬……每個男人身上都有個傘兵，家庭的傘兵，女人的傘兵，孩子的傘兵……我想男人離將軍或軍人比任何女人都近」。
所以她才感覺到自己離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地盤更近。她們的直覺敏感，能在這種默默地傾聽宇宙的過程中與世界、與星球交流。那個時期，她非常同情女性的鬥爭，包括對那些男人，其中大部分都非常年輕，比如說，「遊手好閒的」嬉皮士，或是男同性戀者以及若干罕見的男人，他們保留了自己身上的女性成分，所以既能適應寂靜，也能接受家中的喧鬧，擁有她所提倡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自由和慵懶。
在1991年5月出版的《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里，她一直讓自己處於度假和閑暇的自由中：「她，她仍然是書中的她，小小的，瘦瘦的，很勇敢，難以抓住感覺，很難說這是誰……懷念故鄉和童年……愛上了一些弱男人……」
她將遇到的其中一個：揚·安德烈亞。
一天——那是在1980年，「有人來了。他來了，來自外省的一個城市。他讀過我的書，被迷住了。」那個男人走進了她的生活，要見她。有一天，失望中的他請求她允許他來，她同意了。他來了，兩人談了很久。後來，她要他住在她兒子的房間里。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他現在好像已無法跟她分開。他叫揚·安德烈亞。1983年，他寫了一本M．D．。她沒有隱瞞這個人是個同性戀者，並把它寫了出來。她在電台上說，在書中說，接受採訪時說。她之所以愛他，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