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地，她的聲音越來越想參與到戰爭與人類鬥爭之中，就好像她覺得她也背負著他們的鬥爭動機，想要與他們分擔。從阿爾及利亞爆發起義一年後到獲得獨立，「聖伯努瓦街小組」非常激進，致使她與她的朋友們走到了極左的邊緣，陷入了一種以極端言論為特徵的獨特的無政府主義，被視為強大的恐怖主義者與危險的破壞分子。確實，他們為阿爾及利亞的抵抗運動提供了幫助，變成了「恥辱的法國公民」和所謂的「行李搬運工」 。戰爭彷彿發生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使他們的論辯越發尖銳，使他們得以生存下去，同時也使「不屈」「背叛」「顛覆」等概念具有了新的意義——對於這些字眼，杜拉斯熟稔於心，因為她始終處在反叛與犯忌的境地，而按照布朗肖的說法，那種境地介於白晝與黑夜之間，是一個以死亡為終結的狹窄地帶，其中上演的是「午夜的遊戲」（jeu de minuit）。
1990年6月接受《文學雜誌》採訪時，馬斯科羅闡明了「聖伯努瓦街小組」參與鬥爭的原因：「是為了彰顯一種權利，一種尚未得到承認的權利：不屈服於一個逼迫人們變成壓迫者的國家。」在杜拉斯眼中，傳到巴黎的有關阿爾及利亞的見聞、知識分子開始就虐待現象而提出的疑問、羅貝爾·昂泰爾姆曾遭受虐待的後遺症，這一切變成了一個新的痛苦，令她無法忍受。終其一生，杜拉斯將一直背負著這些零零散散的痛苦，承受著它們突然發作時的重負，被它們像暴風雨一樣捲走，還將不斷經歷各種空虛的時刻與無法忍受的恐怖時刻，並由此而產生一個印象，覺得自己總是突然被兇惡且粗暴的大海吞入腹中。
1955年秋，在羅貝爾·昂泰爾姆、迪尤尼斯·馬斯科羅、路易-勒內·德·福雷、埃德加·莫蘭、安德烈·芒杜茲等人的推動下，「聖伯努瓦街小組」創立了「反對繼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知識分子委員會」。
「那個時期，國內似乎正掀起一片滔天巨浪，」埃德加·莫蘭在他的《自我批評》中寫道，「我們都想奮起反對以殖民戰爭為綱領，擁護以人民的權利為綱領。」儘管委員會是在之前被法國共產黨開除的人的倡議下而成立，但是很多左派知識分子也加入其中。更有甚者，一些「對共產黨在戰略上的懦弱感到失望」的共產主義者也參加了該委員會，此外還有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安德烈·布勒東、讓-保羅·薩特、讓·科克托、讓-路易·巴洛、皮埃爾神父 、讓·卡索、羅傑·馬丁·杜·加爾、喬治·巴塔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以及一些知名大學教師。11月5日上午，所有人齊聚巴黎園丁大廳，呼籲「停止鎮壓」，禁止「海外及宗主國國內一切種族歧視」，同時「打開談判的大門」。
該委員會的成立所產生的影響堪比一顆炸彈，而且就像讓·卡索在成立儀式上作介紹時所說的那樣，富有一種「奇特的新穎性」。11月7日的《快報》指出，委員會具有一種「兩廂情願的特徵」，致使委員會第一次聲名大噪，蓋過了「自1935年以來的各個反法西斯性質的委員會」。
由於宣言中包含著倫理道德方面的內容，所以簽署人千差萬別，這一情形持續了一年多，直到共產主義者與保守派知識分子中開始出現緘默，直到薩特及其同黨的激進主義把人給唬住。1956年1月27日，薩特不是宣稱過嗎，「殖民主義是我們的恥辱，它諷刺或歪曲了我們的法律，它所包含的種族主義毒害了我們……我們的職責是幫助它死去……我們所能做的並且應當嘗試去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與阿爾及利亞人民）並肩戰鬥，從殖民的暴政中救出阿爾及利亞人民，同時也救出法國人民。」在委員會創立的過程中，杜拉斯沒有出現在第一線，而是在地下開展活動，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無意識的煽動者，一個發出心聲的人。委員會最主要的創立者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他們三人幾乎是在一起生活，曾經住在同一片屋檐下，經歷過同樣的苦惱，擁護過同樣的鬥爭。克洛德·魯瓦在《我們》中描述得很清楚，她「就像一個迷失在先遣部隊或側翼部隊里的小兵」，擁有「無盡的怒火……與勇氣」，這樣的她怎會缺席？那簡直無法想像。
日漸一日，她挺身而出，與國家、權力和各大機關對抗。二戰結束後，在由於看到集中營的倖存者回到故土而產生的痛苦中，她形成了「猶太人」的概念，這一概念此時再次找到了存在的理由。在這場鬥爭中，她是「猶太人」，那些起義的人也是猶太人，只是方式有別而已。所謂猶太人，指的是那些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遭到驅逐、追捕與流放的人，他們要做的，是打破那些人類遭受酷刑以致「人」這一字眼被降級的地窖。至於她，她既是猶太人，也是阿拉伯人或「費拉加」，說的完全是一回事。
憑著直覺，她與阿爾及利亞人民團結在一起，這種團結使她發現了一些其他時期她可能發現不了的情況。同時，她所從事的鬥爭使她變得更為敏銳，能夠從別人的眼神里覺察到種族主義，並使它現出原形。從這個時期開始，她接到一些報刊的邀請，為其撰寫文章或專欄。其中，《法蘭西觀察家》定期向她約稿，並且很快就覺察到她身上有一種天賦，能夠抓住事件的獨特性，在各類事實中發現隱藏其中的偉大意義，能夠憑著她的憐憫之心，用寥寥數語勾勒出人物的形象，無論是公主，還是兇手，她都能盡顯自然，得心應手。在新聞報道中，她開啟了另一種風格，並將不斷提煉，使其具有一種極為特殊的語調，能夠細緻地聆聽時間的流逝。她走出家門，看見一個阿爾及利亞青年拉著小車朝雅各布大街與波拿巴大街的交叉口走去，一邊偷偷摸摸地賣花。接下來的一幕隨即落入她的眼帘：幾個便衣把小車推倒在地，「十字路口撒滿了初春的花朵」。與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等人一樣，她也能凌空抓住（帕索斯說他是「在路邊」抓住）一些姿態、話語與沉默：「一個婦女對便衣們表示讚許：『先生們，幹得好！要是每次都這麼干，我們很快就能清除這種人渣。』」另外幾個婦女卻默默地拾起鮮花，並把錢付給了阿爾及利亞青年。她把這種對外部世界的全新感知獻給讀者，同時對新聞報道進行了重新定義，把自己的道德觀注入其中，用一幅幅速寫描繪出事件的真相以及街頭與人群中被忽視之處，用她那簡練的目光瞬間盯住某個場景，挖掘它，佔有它，並用她那「流動式」的、殘酷的文字去述說它，她為愛森斯坦 未能像她這樣用閃耀、赤裸而狂野的眼睛去捕獲景象而感到惋惜。
她將不停述說的，正是類似這樣的話語，就好像與它遙相呼應的，是小說家的寫作，一邊寫作，一邊在黑夜中航行，一邊揭露白晝中悲慘而不公的黑暗。
1961年，還是在《法蘭西觀察家》上，她把華沙猶太人區一個倖存者的話語與巴黎兩個阿爾及利亞工人的話語放在一起，形成對照。她讓他們述說恐懼，述說他們的孤獨以及周遭的仇恨，從他們口中得到了一份使她覺得愧為法國人的供詞：「我不再戴圍巾，也不再打領帶。這樣一來，我就不覺得窒息了。出門時，應該不打領帶，不戴手錶，也不戴戒指。現在，我們所有人都這麼做。」
在採訪中，她不求悲愴感人，而是努力去挖掘最自然的、最本真的話語。她提出的問題毫無親切的語氣，也毫無煽動性，而是乾巴巴的，甚至平淡無奇，直接觸及問題的核心。
每當她提問的時候，人們就覺得她像是在朗誦，既溫柔，又碎裂，既直接，又委婉。
她總是在別人那裡搜集恐懼、孤獨、危險和各種極端的情境，以及簡單的、被人追求的、無法企及卻又必須為之鬥爭的幸福，這一切其實她心中也有。
她不停地遊走於內部與外部、她所說的.（外面）與.（裡面）相對立的地帶，追尋著沉默的邊界、慾望的區域，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極端地帶。與此同時，尤其是在創作勞兒·瓦·斯坦系列作品前的那幾年，她非常關注國際上、大街上與群眾中的運動，關注城市裡的喧囂，包括監獄、修道院、戲劇院、體育場、商業區以及巴黎的老城區，比如中央市場、瑪萊、聖日耳曼德普雷，關注各種不尋常的悲劇。她活在一種交替的狀態中，時而在外，團結而慷慨，時而在內，處在像炭火一樣的靈魂的核心所發出的光芒之中。
正是在搜集所有氣息的過程中，在懵懵懂懂地參與身邊事物的過程中，在形形色色的、經想像力過濾後的、像是被吸收並重新處理過的空間與時間中，她構想著她的人生。她使各種聲音與行為重新煥發活力，對它們給予高度的關注，賦予它們深遠的意義，並由此造就她的人生，從中汲取動力，得以坦言：「你們人生的史實，我人生的史實，其實並不存在……我的人生，我們的人生，只有虛構的故事，而沒有史實。」
縱觀所有一切，彷彿寫作已將她吞噬，並為她解答了人生的疑問，提供了唯一可能的答案，彷彿她所說的「普遍性」（général）的意義正是存在並隱藏在文字的背後，處在字裡行間，處在文字奇蹟般的聯結中，處在文字之外，而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