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童年，哀悼小哥哥，哀悼那個稻田如沙漠中的沙丘般鋪開的國度，哀悼傾注在母親身上的那份失落的愛——這些哀悼該是怎樣的威力無比，才使得她在1949至1950年間傾力寫成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
書中自然有美國作家也即「迷失的一代」的影響，有他們對艱辛而殘酷的傳奇故事的偏愛，他們在小說中展開的那種宏大的描寫，以及那種史詩般的節奏——斯坦貝克、海明威與帕索斯的作品中就有這種節奏，她特別喜歡。可是，這還不夠，還有另一種有待她深入挖掘的東西，不是文學中的東西，而是一種在她內心審視著她的東西。在前兩部小說《厚顏無恥的人》與《平靜的生活》中，她曾詮釋過家庭中的緊張局面，並為此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莫里亞克，借鑒了人際關係中的粗暴與冷酷，而這個主題此時又一次躍然紙上。不過，在這裡，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這部其實更像史詩的小說中，她的記憶一一浮現，印度支那「鐵灰色」的朝陽冉冉升起，水牛碩大的側影在稻田裡一動不動。
接著，還得滿足自己的報復心，並把她那遭受「殖民地的欺詐」、背叛、否定與蔑視的母親提升到神話的高度，同時努力讓讀者感覺到那個垂死的、有毒的、把她給毀了的社會所散發出來的腐爛味。
書中還有小哥哥的故事——她把這部小說題獻給了他，她過家家的玩伴。午休時分，她與他一同去森林裡獵殺猴子（他有好幾支槍，多納迪厄夫人的一名寄宿生馬克斯·貝爾吉耶說，我記得有一支點22式步槍和一支溫徹斯特步槍），聽小鳥被老虎吞食時發出的嘰嘰喳喳的叫聲。小哥哥一邊說：「聽，有老虎。」一邊用目光追尋著咬碎和吞噬動物時發出的咔嚓聲。
寫《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之時，她的內心保持著沉默，傾聽著童年的聲音，感受著當年的氣味、喧囂、湄公河凝重的水流，以及稻田裡泥濘的水——農民在田裡艱難地走動，而她只看見他們彎著腰，戴著碩大的尖頂草帽，整個人都被遮住了。
她寫了一部奠基之作。這本書，她將不斷地重寫，就好像她實際上只寫一本書，然後就像得了強迫症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對同一主題進行加工，深入，再深入，挖出地下的礦藏，只為更好地理解寫作這一需求，這一不懈的分娩。她寫的這本書將不斷地回到她未來的作品中，不斷地呼喚、叫喊，就像她那艘「黑夜號輪船」，在記憶的黑夜裡拉響汽笛，昭告她的遊盪。
她的文字變得像抒情詩一樣，把她的仇恨與激情一一展開。創作這部小說時，二戰剛剛結束，她還能聽見戰爭的餘聲，但昂泰爾姆正慢慢復甦，噩夢連連卻又不願述說。相比以前，此時的她對恐懼的認識又進了一步，在街上，在她的公寓里，在她從事的地下活動中，她都能體驗到。書寫成了，文字便開始發揮它的魔力。湄公河的河口、整個亞洲及其居民全都湧上了白色的書頁，她使這一切秩序井然，並對往日的時光進行了布置，因為伽利瑪出版社的人告訴她，小說必須要有這樣的步調、時間性與明晰性。
在她心中，一種更加蠢蠢欲動的東西需要得到講述，但是她暫時還不夠自信，無法任由文字處於散亂而碎裂的狀態，就像她的經歷一樣，表面上毫無秩序。為此，雖然《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已註定是一部偉大的傳統小說，但令人困惑的是，它同時也是一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小說，是其他小說的總綱，是她將撕裂並毀掉的主線，是容納著她的整個生命與最基本的呼吸的熔爐。也是一部像源頭一樣的小說，與她極為貼近，她從中體會到了一種「柔情」。然而，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從文學層面上看，她對自身經歷、童年神話、母親與死亡的再次詮釋暫時還不夠全面，但足以成為她未來的源泉，就像湄公河或南中國海一樣，永遠也不會枯竭，會不斷地被找回，被吟唱，一直到《夏雨》（「孩子們，他們所知道的……是他們城市的下方有高速公路，還有火車。除了火車，還有大江。火車沿著大江行駛，高速公路沿著鐵路綿延。就這樣，假如有過一場洪水，那麼高速公路或許已變成另一條大江。」），一直到《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
在伽利瑪出版社，她偏愛的對話者雷蒙·格諾——他住在塞巴斯提安-波丹路的一間小閣樓里，裡頭堆滿了書籍與手稿——讀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之後，立刻就表現出一種莫大的欣喜。要想真正理解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也許就得了解格諾，了解他的熱情與要求。從《厚顏無恥的人》開始，他就曾直言不諱地告訴杜拉斯，斷定「您是個作家」，而此時，他看到自己的確信得到了證實。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杜拉斯發揮了她那豐富而強大的想像力，這想像力預示著她的未來、她靈感的廣泛以及她變成作家的奧秘。她將探尋靈魂的奧秘，在她的黑夜裡，在別處。
1950年9月，新書上市的第一個星期形勢喜人：一共售出了五千冊。面對成功，人們又加印了一批。評論界交口稱讚，特別是對作者史詩般的「陽剛」氣息與敘事的華麗驚詫不已，認為看到了一個「法國的海明威」，同時明顯感覺到了一種「由人性哺育的藝術」，一種輕車熟路的敘述手法。
這部小說一出版就被列入了龔古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但是沒能跨過最後一次選舉的門檻，最終勝出的是伽利瑪出版社推出的保爾·科蘭的《野性的遊戲》。杜拉斯的命運是奇特的，直到三十多年後，暮年的她才獲得了這份殊榮！
杜拉斯已經接受過激主義者與革命者這一身份，而落敗龔古爾文學獎又進一步鞏固了她的這一身份。她堅信，她之所以被淘汰，是因為她是一名女性，何況還是共產主義者當中的一名異端分子，為了這兩條僭越，盛行大男子主義的龔古爾學院對她進行了懲罰。對此，她一直耿耿於懷，這一怨憤促使她向警察、審查員、強姦犯與「男人」（mec）之流發起一種無言的反抗。「是某些一看到女人就想殺人的小說家與批評家，懂嗎，」1990年9月《夏雨》出版之際她對《法蘭西晚報》一名記者說道，「是一些男人，他們無法戰勝過去的世紀積累下來的沉重，以至於變成了女人們的『老闆』。他們與那些毆打女人的男人完全一樣。」
對於話語的粗暴，她將永遠不會與之分道揚鑣。她的心中有一種東西，堪比偉大的倫理學家在勾勒人物形象方面的精確性，總能捕獲最殘酷的特徵，然後帶著她慣有的那種冷冷的怒火，將其描繪出來。
不管怎麼說，她已成為傳奇人物，既是一個成熟的作家，有著神話般的奇特記憶，深諳敘事與構思之道，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女小說家，令人害怕，但也受人尊敬，被人愛戴。總之，錯失這個「男人的獎項」——她是這麼說的——有助於她培育她的暴力，同時繼續闊步前行。
面對成功，她非常冷漠，同時也非常虛榮。懷著自信，她很少重視負面的評論，一邊帶著鄙視繼續趕路，一邊克制著由於人們對她的看法並非她之所願而造成的短暫的痛苦。她是一個複雜而模糊的合成體，像她筆下的主人公一樣，既無恥，又脆弱，既粗暴，又沉默寡言。內心深處，她也渴望榮耀，會得意揚揚地接受讚揚，但與此同時，一種深深的絕望在損害著她，一日甚於一日，彷彿文學圈裡的一切喜劇都與她無關。
從此，她再也沒有放棄寫作，永無停歇。她將按照一年一本書的節奏，去追逐藏著她的秘密的那個黑暗的核心，那是一種很簡單但又無法深入的東西，是一種認知，是一種尋覓，將她置於形而上的境界，置於黑夜，只為更好地理解白天。她的「黑夜號輪船」陷入了暴風雨，四處一片黑暗，經常看不見繁星，天空猶如泰山壓頂一樣。她的道路充滿神秘，無法被那些兜售觀念的人或講故事的人所理解。她是苛刻的，也是粗暴的。她是否和《直布羅陀水手》（她於1952年出版的新作）的主人公一樣，也曾在佛羅倫薩、在弗拉·安吉利科 退隱的那家修道院，對這位畫家的《天神報喜》（L''Annonciation）讚美不已？
對於揭開秘密，揭開她所知道的美妙之事，使人與物的真相得到升華，她始終懷著激情。她知道自己能夠揭開奧秘——儘管這是得益於她是女性——能夠享有這份生命的饋贈，總有一天也將有資格迎接「天神報喜」。
她的目光常常落在日常生活之上。和普魯斯特一樣，她對所有一切甚至最為細微的細節都感到好奇，並隨之將它們融入她的小說，用它們來填充小說的模子。
50年代初，她與埃里奧·維托里尼及其愛人吉內塔·維托里尼一起，在利古里亞海沿海的利沃納與拉斯佩齊亞之間度了一段時間的假。她喜歡那片介於大海與高山之間、處在烈日之下的海灘，喜歡檸檬的果汁在齒間流淌，喜歡潛入大海，儘管那海水並不能使她涼爽下來。她也喜歡熱鬧的小飯館和老百姓的舞會，喜歡烤肉的氣味中摻著夾竹桃的甜香。她又一次學會了生活，感到自由自在，經常去傾聽人們述說他們的激情，最好是小人物，比如工人、農民、司機。她擁有這種傾聽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