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朋友們以及馬斯科羅、昂泰爾姆等人繼續在聖伯努瓦街那間公寓里相會，那裡已成為一個談天說地、盡情發言的地方，處於一種近乎浪漫主義的熱忱之中。用馬斯科羅的話說，那個地方已「猶太化，共產主義化」。他們心中有一種失而復得的自由，有一種耐心與知識分子的興奮，這一切使他們離正統的共產主義越來越遠，但他們仍然隸屬其中，這種偏離暫時還不明朗。就像馬斯科羅所說的，他們已「走在革命的前頭」。杜拉斯本性粗野而反叛，心中悄然萌生了神聖的作家觀念，這更像莫扎特或蘭波的經歷，而不太像純粹而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
聖伯努瓦街的公寓已變成一座行宮，在那裡，一些與斯大林的思想漸行漸遠的人物也參與到那些非正式的聚會之中，比如埃德加·莫蘭，他當時年方二十四，思想上特立獨行，性格熱情，就像19世紀30年代的浪漫主義者，再比如莫里斯·布朗肖，他已悄悄地走進寫作的黑暗迷宮。
那裡刮著一陣陣強勁的逆風，傳來一句句質疑莫斯科的話語。在那裡，「黑夜號輪船」在亂流區前進，無法闖出一條航線，也沒有任何一張地圖標出航線。
在解放後興起的所有聚會地中，或者說在那些從地下轉為地上的聚會地中，聖伯努瓦街的這一個必定是最富有想像力、觀點最多、最自由的地方之一。那裡流淌著一種任性而寬鬆的生活氣息，大家相處得像兄弟姐妹一樣，比如克拉拉·馬爾羅、莫里斯·梅洛-龐蒂、弗朗西斯·蓬熱、安德烈·於爾曼。在咖啡的濃香中，爭辯的精神佔據了主導地位，參加聚會的所有人都「不願『走到人民中間』，只想與之同在」。正是在這種思想的碰撞中，在身在黨內與心懷自由的慾望之間，他們在這個翻開新一頁的世紀相互交往。
克洛德·魯瓦也頻繁出入此間，他像以往一樣，兼具兇猛與溫柔、懶散與突然發作的暴力。據他描述，此時的杜拉斯像修女一樣激情滿懷，像伊迪絲·琵雅芙一樣粗鄙、緊張而脆弱，像黑鑽石一樣堅硬。有時，她會突然長出「瘋狂的羽翼」，帶著「山羊那般的粗暴」走上戰場。
她心中有一些混雜的、相衝突的力量，這些力量揭開了她內心深處的礦藏。她日後將從中掘取鮮活的小說素材。
大家的聊天總是圍繞著同樣的質疑：怎樣繼續身為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接受黨的妥協，並以一種默許的方式認可黨的偏移？怎樣繼續忠於黨的新生理想，相信只有黨才能保護受壓迫的人，相信世界將在黨的保護下發生改變？
怎樣不去懷疑黨曾許諾的、所有人也都天真地信以為真的新人類？
對此，從恐怖中歸來的昂泰爾姆用他那既粗糙又好笑的農民般的智商無所謂地說道：「對，黨創造了一個新型傻帽。」
此時，既有激情，也有某種凝重。在所有往昔的日子裡，這是一個沉重的時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就像古典悲劇的時代一樣。1946年，埃德加·莫蘭在宇宙城出版社出版了《德意志零年》，馬斯科羅則出版了《聖茹斯特〈作品全集〉導讀》。至於杜拉斯，由於納粹屠殺猶太人以及廣島的大屠殺，她變得強大而沉悶，她睜開雙眼，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從此將一直帶著昂泰爾姆盲目而無言的痛苦的記號。
不過，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時期的杜拉斯僅僅想像成一個悲劇里的女主人公。她是個多面人，也能呈現出一個歡快而幸福的形象，她那悲愴的人生有時允許她這樣示人。她無時無刻不靈活多變，她對世界、對自己有著殘酷而清醒的認識，她有著一種知識分子的歡欣，她深信自己令別人痴迷：只有根據這些狀態，我們才能準確無誤地定義她。憑著一個特徵或一個眼神，她就能把握一個形勢或一個人，她極為聰慧，能夠洞悉一切，談笑風生。
她也在重新學習戰後的生活。作為一個感性的人，她需要重新體味大自然的氣息，重新潛入兇殘的大海，心無畏懼，任由海水附著她的肌膚。她撩起裙子，感覺身體上的海浪，感覺馬格拉河口 的風從脖子上溫柔地拂過。在她心中，兩種力量合二為一：鬥爭與凝視，對未來的激情與對假日的冷漠。
1946年，按照她的最終決定，她與昂泰爾姆離了婚。她想給馬斯科羅生個孩子，一年後，她有了這個孩子，是個男孩，名叫讓·馬斯科羅。昂泰爾姆仍然在他們身邊，就好像他仍然需要她（她也需要他），需要柔情，需要私密，需要往日的愛仍然呈現在眼前，哪怕於事無補。1947年，繼莫蘭與馬斯科羅的著作出版後，《人類》也終於面世了。這本書給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承載它的像是一股勁風與一種狂亂，而這狂亂是有節制的，就像文字里的一顆小石子。書中，昂泰爾姆變成了悲劇里的領唱，正如杜拉斯所言，他那命懸一線的漂泊「佔據了文學的絕大部分」。然而，那確是昂泰爾姆的真實人生，是人生之上的人生，是人生的另一個側面，宏偉壯觀，無法想像，把他帶到了制高點，帶到了靈魂的最高層。怎樣才能在《人類》之後再創作一部作品？怎樣才能再次達到同樣的思想高度，怎樣才能做到哪怕最簡單的筆觸也能「令文學蒙羞」？
1949年6月，經過與莫里斯·布朗肖的《以火之名》一番角逐，由羅貝爾·馬蘭修訂的《人類》獲得了「愛情海岸」文學獎。評委會由九位女士構成，其中包括加拉·巴爾比贊（未來的梅迪西文學獎 的創立者）、奧黛特·茹瓦耶、多米尼克·羅蘭、克羅德-埃德蒙德·馬尼、阿奈特·維揚、尼科爾·維德萊斯。漸漸地，這本書完全得到了認可，但仍處於一種沉默無言和遙不可及的狀態中，而所有那些包含著可怕的真理的神聖書籍都是這樣。
關於生活，杜拉斯想要認識並經歷其中的一切。她心懷好奇，總是打破常規，對認知與破解秘密的渴求達到了最高的程度。生孩子不僅僅是愛情的證明，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得到了圓滿，是一種高級別的認知，是她想要填補的一個空缺，她覺得所有女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經歷。她雖然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但她的絕對自由主義精神掃除了一切成見。她對現狀心懷不滿，相比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她更親近虛無主義。她敵視所有機制，但卻想要孕育生命，實現這一奇蹟，在她看來，這對女性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帶著女性的這種遺傳，她想要從內部重新看一看生命的神秘演變，以及來自於她同時又來自於別處的無聲的喧囂。
她未來的作品將從她經歷過的認知中汲取養料，隨處可見她宣布事件的慾望，這種慾望從一本書傳遞到另一本書，從未間斷。她將講述人生中的所有內在活動與陌生的路途——在這樣的路途上，人生將發生偏移，卻不明所以，接著又繼續盲目地前行，用她的話說，那是為了「處在的『聖靈顯現』狀態下」。
這種探索的慾望，這種走到自我的深處、一直走到沉默與空白處的慾望，使她很快就明白：共產黨永遠也無法為她實現這些慾望提供一個契機。她天生沒有耐心，而是兼有狂躁與馬斯科羅所說的「靈活」（mobilité），所以她堅持要把聖伯努瓦街的公寓變成一個流淌著「精神」（esprit）的地方，一個思想沸騰的地方，要把話語權交還給知識分子，讓他們扮演挑釁者，扮演思想的跳板，以懷疑為榮。
薩特住的小公寓位於波拿巴特街的拐角，離聖伯努瓦街很近，他在那兒接待他的朋友，一起度過了許多難忘的夜晚——波伏瓦在回憶錄中對此有過描述——其中哲學或政治方面的討論常常層出不窮。相比之下，杜拉斯那兒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不久，她便懷疑薩特的革命動機和自己的不一樣，覺得他正如馬斯科羅所言，是個「浪費機會的人」。薩特扮演著「媒介」（médium）的角色，他這麼做並非不懷好意，但杜拉斯對此提出了反駁，認為他缺乏一種真誠。雖然經常簽署同樣的請願書，但他們二人的「介入」卻不盡相同：杜拉斯的「介入」更為堅決，更具暴力，不那麼「令人安心」，而薩特的態度並非如此。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兩人並不屬於「同一個幫派」，聚會的地點也不一樣。她對薩特的懷疑曠日持久——1984年，在一檔名為「質問」的電視節目中，她依然拒絕承認他是個作家。正是在這一點上，二人最終分道揚鑣，杜拉斯認為文學是神聖的，薩特卻對此予以否認。薩特在思想上不夠細潤，無法理解杜拉斯那種極為靈活而任性的情感。在他這個哲學家的著作中，並沒有慾望在流動，而她卻已感覺到語言在她心中四處移動，飄忽不定，像海浪般起起落落，同樣的現象日後還將出現在她激情的暴力及其無法預料的攻擊上。
她邀請的人大部分都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但這卻促使聖伯努瓦街的聚會更具有一種學術的風格。根據克洛德·魯瓦的見聞，公寓的氣氛就像「『知識界』時代 的俄國小說中」佔主導地位的氛圍一樣，「每時每刻，進進出出的有三個觀點，五位友人，二十份報紙，三種憤慨，兩句笑談，十本書籍，一個開水壺」。其中，靈魂人物非杜拉斯莫屬，她有著「奇險的精神」，有著「巴洛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