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於1939年9月23日結婚，在巴黎15區政府辦了民政手續，還辦了宗教手續（根據新郎記錄的隱情，但沒找到任何教堂記錄），嫁給了羅貝爾·昂泰爾姆。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她好像想要以婚事來沖喜，通過兩人的結合，勉強留住一些維繫著他們倆的真誠而獨特的生活方式，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式的婚姻，以及它的約束、困境和吝嗇。到場的只有見證人，一切從簡，因為昂泰爾姆只獲准休四天假，四天後就得返回軍營。和他在一起，她想要體驗一種烏托邦式的婚姻，或許還想像著要守護她的孤獨——她已經把孤獨當作進入寫作狀態的唯一途徑——防止慾望廣泛而迅猛地流動並成為習慣與常態，迴避她覺得可憎的基督教夫妻觀念，包括忠貞、禁慾和無意識的背叛。她想要的，是試著延長「愛的時間」，防止它被侵蝕，這種侵蝕是必然的，是一種逐漸蔓延的、不光彩的破壞，她想要讓自己變得比這一破壞力更強大。她又一次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最恐怖的考驗，對自己提出了殘酷而審慎的要求。
這樁婚事妥當嗎？它是不是一個長期秘而不宣的錯誤？她是否還愛著與她聯袂創作《法蘭西帝國》的菲利普·羅克？嫁給昂泰爾姆是不是為了對此做個了斷？為了移情？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真相，因為她的感情生活錯綜複雜，充滿了由久遠的記憶、長期掩蓋著的真相、內心深處的堅信與直覺所構成的奧秘。不過，對於昂泰爾姆，她一直說他在她認識的所有男人中是最聰明的，或許是智慧的化身，是最快樂的，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於是，1939年秋天，瑪格麗特獨自一人待在巴黎。昂泰爾姆身在東部前線，時時給她寄來一些照片，照片上，他和戰友們在一起，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巴黎的日子比以前拮据，所有人都準備過一個艱苦的冬天，但沒人相信會戰敗。瑪格麗特住在巴黎15區聖費麗西黛街一間小公寓里，整日忙於撰寫一部關於殖民帝國的宣傳作品，那是喬治·芒代爾交給她以及她的朋友兼情人菲利普·羅克的任務，期間菲利普·羅克成了殖民部主管聯絡媒體的負責人。
無論是內心裡，還是肉體上，她應該都沒有從童年的那片土地——印度支那——得到慰藉。否則，該怎麼理解伽利瑪出版社1940年5月3日出版的那本晦澀的書——書名是《法蘭西帝國》，署名是瑪格麗特·多納迪厄與菲利普·羅克——一般不收入她的作品目錄？它難道不是向「父親」喊出的最後一聲呼喚嗎，難道不是對被她否定的姓氏的最後一次妥協嗎？是啊，該怎麼解釋這首頌揚「祖國母親」、「甜蜜的法國」、殖民的榮耀、「法國善良與智慧的寶庫」的讚歌，該怎麼解釋她對喬治·芒代爾、托馬·羅貝爾·比戈、夏爾·芒甘上校以及于貝爾·利奧泰、約瑟夫·若弗爾、約瑟夫·加列尼等諸位元帥的致敬，這難道不是在「父親」被埋葬前對他的最終寬恕嗎，不是欠「父親」的最後一筆債嗎，不是一種個人想要得到認可的慾望嗎——這慾望無法磨滅，儘管她內心最深處覺得不齒？
在她主筆的關於印度支那的那一章里，除了對殖民運動的頌揚，她還任由自己的想像天馬行空：有湄公河它蜿蜒四千五百公里，從寮國北部到柬埔寨邊境環繞著法屬印度支那；有燈芯草和紅樹林；有港口城市西貢；有堤岸區，包括那兒的房舍、飯館、絲綢和玉器店，是《情人》的發源地；更有河內的還劍湖和西湖，那兒有奢華的日落和沿岸佇立的寶塔。
這一時期，她仍未放棄家庭的遺產，一如九年前的1931年——那一年，殖民博覽會在巴黎舉行，母親不知該說些什麼以祝賀那個帝國，但不久後，她將不停地揭露針對原住民的不公和殘忍。她是如此渴望得到認可，以至於竟敢承擔這樣一部在戰火紛飛之際出版的宣傳作品，伽利瑪出版社也不例外，竟然於1940年5月在《畫刊》里毫不猶豫地將此書標榜為「每個法國人的必讀書目」。不過，她不可能不知道越南一小部分人發起的早期反殖民主義襲擊，或共產主義者早就開始領導的、旨在揭露殖民地人民遭受不公與壓迫的宣傳活動。她沒有理會這些爭論，受命擔負了這本發給所有爭相前來參觀「海外法國沙龍」的遊客的書。這本書的文字意味深長，在履行宣傳職責方面沒有絲毫遲疑，書中寫道：「若是認為我們的行動沒有任何實際目的，而是為了培養個人，使其命運更美好，靠犧牲宗主國的利益為個人謀福祉，那麼這種想法或許是錯誤的。法國在其殖民地取得的成就符合其利益。在法國的推動下，一部分新人類站了起來，以理性的方式開發他們國家的財富。法國第一個從中得利是正當的。」並補充道，在那個潛伏著敵對情緒的時期里，好像有一種危險：「套用一句著名的格言，只有一個帝國，只有一個，不可分割。」雖然嫁給了昂泰爾姆，但瑪格麗特（此時仍然姓多納迪厄）還是固執己見，不辭勞苦地寫了一篇長文，發表在1940年5月11日的《畫刊》上。文中，她歌頌了殖民化進程的光輝使命，包括農業、教育、衛生，讚揚了那些響應法國號召、與法國並肩抗敵的土著民，同時還為法國對於土著民的政治立場正名，解釋說之所以沒有賦予他們選舉權，是因為「選舉權的授予要求心靈與精神的正直廉潔，而這一點要有文化和智力才能行得通」。
事實上，她真正成為作家，必須等到她放棄父親的姓氏，多納迪厄，並交給他一份她的殖民作業，就像一個認真學習了公民教育課程（一般是在數學課之後教授）的好學生那樣。只有當她改名杜拉斯之後，她才能成為真正的作家，才能揭露、復仇，並以另一種方式弘揚她出生地與流放地的秘密。
早在二戰之初，她就已著手她內心的那部家庭小說，那是她的第一部小說，試著補救她的童年、緊張的家庭關係以及年少時的衝突。她開始寫作，既是信守她早在印度支那時就已許下的諾言，同時也是由於煩惱，她承認。「煩惱是一切寫作的基礎。」這部小說，她稱之為《塔內蘭一家》 。
《法蘭西帝國》出版後不久，二戰急速發展，德國人發動的猛烈攻勢令舉國震驚，這彷彿是對她愛國之舉（或真或假）的侮辱。政府一潰千里，各部委逃至盧瓦爾河以南，巴黎幾日間便落入敵手，這一切引發了出乎人們想像的恐慌和逃難。6月10日 ，戴高樂將軍發表著名的堅持抗戰的號召之後，瑪格麗特被迫轉移到殖民部的新址，甘傑城堡——殖民部已在該城堡駐紮下來。隨後，她在布里夫拉蓋亞爾德度過了夏天。在那裡，她越來越專註於創作她那部小說，小說的題目仍為《塔內蘭一家》。在樹木繁茂的鄉間，她又找到了住在杜拉斯鎮時曾感覺到的那些印象。
她是否與菲利普·羅克一樣，去過維希？這個問題一直迷影重重，而未來的杜拉斯對那個紛亂的時期也是三緘其口。只有一個傳記作家，讓·瓦里耶，曾於2006年在《副領事》的手稿中發現一份資料，或許能夠證明她去過維希。在這份資料中，談及主人公（亦為殖民部職員）經歷的磨難時，她寫道：「選擇這家溫泉療養院對某些人有利，但我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比起在巴黎時，我更煩悶。這兒缺少本土生活。所有人都在利用溫泉，除了政府，它是支持侵略者的。我常常大喊：哦，四季，哦，城堡，何處是我的林蔭大道！」
然而，戰爭的來臨、德軍的侵略和生活的艱難並沒有使她與任何特定的政治活動搭上關係，儘管她是一個叛逆的人，就像迪尤尼斯·馬斯科羅後來解釋過的那樣，她的心中有「一種不屈和抗爭的精神」。
對於這種顛覆性的力量，杜拉斯無法掩飾。她整個人都顯露出一種張力，一種智慧，一種粗魯的、本能的力量，使她顯得盛氣凌人、危險重重。
1940年9月30日，由於沒有得到維希政府的招募，她離開了殖民部。從此，她與印度支那的土地不再有別的關係，除了寫作。寫作在她心中醞釀著，很快將催生《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一首史詩般的抒情歌謠。
1940年8月，她回到巴黎，與昂泰爾姆劫後重逢，昂泰爾姆此時已經複員。兩人在位於保羅-巴魯埃爾街26號的一間小公寓里安了家，離他們以前住的地方不遠。從此時到1942年8月她在「圖書業聯合會」找到新工作的兩年里，瑪格麗特與昂泰爾姆生活在一起，組成了一對富有激情的知識分子夫婦。她埋頭於《塔內蘭一家》的書稿，一完稿，便想立即出版。想起在伽利瑪出版社的出版經歷——雖說《法蘭西帝國》是一本奉命而作的書——她給加斯東·伽利瑪寫了一封信，向他推薦了自己的書稿。從往來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的不耐煩和不怕羞，她不斷督促那位令人生畏的著名出版商，讓他儘快予以答覆，並對他一個半月的沉默感到驚訝。無情的判決書下來了：審稿委員會拒絕了她的書稿。不過，評語是建設性的：審稿報告詳細陳述了文章在情節上的力量、其中包含的殘酷感以及對情感的分析，但是在他們看來小說之所以不夠成功，是由於總體上「非常強烈的」氣氛，這種氣氛令他們印象深刻，並聯想到了英國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