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4日，她出生在悶熱而昏暗的印度支那嘉定市，也即西貢北郊的一個小居民區里。故事就是從那兒開始的。在那裡，她掙脫了母親，掙脫了那個浸潤著她的溫柔鄉，進入到瀰漫著死亡氣息的日光之中，發出嬰兒的初啼。外頭，原住民的街上，也有其他嬰兒呱呱墜地，那都是些黃皮膚的嬰兒，是苦命的人，剛生下來就被乞丐般的人裹在破衣爛衫里，背在背上，吼出和她一樣的怨言和哭聲。她是瑪麗·多納迪厄生的最後一個孩子。
她的姓氏是一個徵兆，已經道出了一層說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像是命中注定似的，多納迪厄 ，這個父輩的姓氏將她獻給了素未謀面的上帝，要把她變成他的奴隸，變成一個嗷嗷待哺、脫離了母體、託付給了上帝的不知名的小生命，就像一個「被丟下的孩子，被拋棄的孩子」——她後來這樣說道。
是不是為了佐證她的姓名，多納迪厄，這個小丫頭才經歷了童年裡的暴力？很小的時候，她就感覺到內心有一些隱藏的力量在塑造著她，有一些與生俱來的衝動在支配著她，有一種獲得獨立的欲求使她與其他人，包括殖民者和他的家人，分離開來。
她反抗自然法則，轉而尋覓廣袤的叢林，蜿蜒而不知去向的河流，向它們的危險發出挑釁。
她的父親亨利·多納迪厄是一名數學教師，祖籍法國洛特-加隆省，歷經第一次婚姻之後，有了兩個兒子。促使他奔赴印度支那的，是海外的召喚，是標榜生財之道的殖民宣傳告示，還是由於他「鬱鬱寡歡地讀了皮埃爾·洛蒂 的書」，抑或他不過是想在另一種環境下重塑人生？毋庸置疑，他不是那種急於發財致富、靠原住民賺錢的冒險家，而是屬於浸淫於茹費里 的教條的那一代理想主義者，對那一代人而言，奔赴印度支那，就是拓展法蘭西的疆界，傳播法國的文化和一個天真的夢想，也即堅信土著人需要文明，必須得到法國的護佑。他先後被任命為河內、北圻 、柬埔寨的教授、教學主任，成為白人社會貴族階級的一員，他們認可他的學識，他也尊重他們。孩提時，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就見識了不少舒適愜意的官邸，譬如她全家曾住過的坐落於金邊的柬埔寨王宮。她生活在古代支那落寞的餘暉中，生活在佛塔和寺廟彌留的時光中，生活在季風的氣息中，四處漂浮著麻風病。敏感的她就像一頭小獸，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她聽到了四周的喧囂，聽到了老百姓和僕人們對話的音節，周圍的一切全都被她記在心裡：土著民的敏捷，宛如啞然的河流的街道，街上神經質的、密密麻麻的人群。
就在這裡，在這片富有傳奇色彩和異域風情的天地里，在各種相互交融的反差與充滿暴力的景象中，記憶力發揮了它的作用。所有一切已在孩提時代的她的心中沉積：湄公河上落日的餘暉、僕人們如儀的舉止、傍晚的濡濕、織物——即便薄如蟬翼——壓在肌膚上的重量、花園裡高大的熱帶植物、綠色——無邊無際的綠色——而厚重的叢林。
還有麻風病，這種像黑夜一樣蔓延的地方病讓整個城市和成片的土地陷入病態，使河流泛黃，給這個國度帶來了致命的空氣和灼熱的氣息。它是一個隱喻，可以被人隱隱約約地預感到，所形容的是一個有待認識和發現的世界，而這世界是一成不變的，也是苟延殘喘的。
她的母親，瑪麗·勒格朗，祖籍法國加萊海峽省。按她的說法，是在「弗雷旺附近」，那是一片多雲、寒冷而廣袤的土地。母親生在農家，出身貧寒，兄弟姐妹五人中，她是老大。她曾獲得獎學金，在小學教員師範學校求學。畢業後，她在敦刻爾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她生性狂野、桀驁不馴，註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施展滿腔的充沛精力。弗蘭德斯地區 風蕭蕭的廣袤大地不適合她，所以她提出了到殖民地教育機構謀一份工作的申請，並順利地得到了這樣一份工作。杜拉斯在《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中寫道，1905年，「殖民地兒童受入學教育伊始」，母親「被任命到法屬印度支那」，她將見識到別樣的景緻：荊棘叢生、人跡罕至的公路，河流，稻田，山脈，有水牛一路小跑的小路。和未來的丈夫一樣，她也無意於宣傳布告里說的發財致富，只因她的心中另有一個更為崇高的夢想，是這個夢想讓她充滿活力。很快，在任職的不同工作崗位上，她認識到了殖民生活的辛酸和白人兒童命運的艱難，但她感覺到了從父母那裡繼承來的農民的力量，並將其保留了下來。不久，她覺得自己跟土著民親近了，為教授越南孩子法語而感到自豪，她「給孩子們補課到深夜，儘管她知道這些孩子日後將成為工人、『苦力』，也即她所謂的『被剝削者』」。她的付出，她的生命力，使她很快就變得受人歡迎，成了「窮人當中的無國界女王」和「田間的流浪者」。
不久，她嫁給了亨利·多納迪厄，兩人組成了一個典型的教師家庭，成了殖民者的驕傲。他們生了三個孩子：皮埃爾、保羅也即杜拉斯的「小哥哥」，以及最小的瑪格麗特。
母親的活力、她骨子裡的衝動、她像「一個瘋子」那樣施展的精力，這一切給幼小的瑪格麗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個純粹的母親，一心撲在孩子身上，滿腦子想的都是「日常生活的歷險」，是居家過日子的一把好手。
當時拍的一些照片使我們得以更好地認識這一家人。父親是三角臉，鬍子修成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的流行式樣，目光炯炯有神，有穿透力，使得整個人顯得熱情似火。母親坐在亞洲皇帝的一個寶座上，背後是異國情調的布景，裝飾著富有戲劇色彩的帷幔和掛毯；她的衣著是那一代婦女的典型，胸部高聳、豐滿，從身材上看像是穿了緊身衣，整個人被固定在簡樸的裙子里，一大串煤玉項鏈點綴在她的脖子上；她的目光也是堅毅的，狂熱的，這像是全家人共有的一個符號。孩子們圍在母親身旁。皮埃爾——杜拉斯後來只稱他為「大哥」——穿著水手服，也可能是殖民時代流行的白色套裝，目光有些倔強、堅定，是帶著厭倦在拍照。「小哥哥」保羅比杜拉斯大兩歲，身材瘦削，「那麼的瘦，有一雙帶蒙古褶的眼睛」，他露出一絲微笑，顯得弱不禁風、「與眾不同」。最後是瑪格麗特，她穿著紗裙或細亞麻布裙，為的是不至於感到太熱，頭髮里別著一隻碩大的蝴蝶結，長長的捲髮一直垂到肩頭。她的眼睛特別惹眼，目光嚴肅，教人簡直受不了。她的目光里有一種發出挑釁、與人對抗的東西。她的內心已經有了固執而必勝的意志，像是一個標誌或預兆。
關於記事之初，如今只有她自己是唯一的見證人。她願意提及的，只有一些畫面，其痕迹被她留在了記憶里，還有一些小事，一些她難以釋懷的事，一些她想要重溫的時刻。她在訪談、散文和自述中如數家珍的那些舊事使人相信她，「杜拉斯，總在述說同樣的事」，到最後她自己也厭煩了這一切：南圻、雨季黃色而泥濘的河流、牆角的乞丐發出的刺耳的叫喊聲……
對於記憶里的這個暗室，她只記得幾幅畫面、幾個場景，普普通通，卻又至關重要。
1917年，或是1918年，她記不清了，那時她三歲，也可能是四歲，但剛滿四歲。有一天，她看見一個越南工人從梯子上摔了下來，那人面無表情，鮮紅的血沿著嘴角流下來。當時，她的眼神應該與上述照片中呈現的眼神是一樣的，堅定，教人捉摸不透。女僕對她說：「別待在那兒，過來，別看了。」她記憶猶新：「我明白了，我剛見到的是一件大事。」
在那些半模糊半清晰的往日痕迹中，還有夏日在父母和僕人們陪伴下的中國之旅，長路漫漫，令人筋疲力盡，卻又顯得神秘。她還能依稀記得有些小路的兩旁豎著墓碑、佛塔，站著乞丐，披著鮮艷袈裟的喇嘛時不時從路上走過，她記得那一大幫人，也記得那一大幫人的流浪。
那段放逐的時光已無確切日期可考。放逐之地是那片魚龍混雜的殖民地，有殖民者鱗次櫛比的白色宅邸，也有原住民的草屋和棚戶區，是僑民的地盤。與所有被征服的、臣服了的、異國他鄉的土地一樣，那裡也承載著想像，充滿著香氣。
1918年，父親被調往金邊，柬埔寨的首都。一家人沿著寬廣蜿蜒的湄公河北上，住進了寬敞而富麗堂皇的新宅邸。新房四周是無邊無際的茂密叢林，林子里留下了她玩耍的足跡，雖然她心懷懼怕。
不料，父親不久就得了殖民地的傳染病，是一種會傳染的突發性發燒疾病，這種病像是會榨乾病人的所有體液和精力。據診斷，父親得的是阿米巴痢疾，而母親也同時得了這種病，但癥狀要輕一些。於是，父親提出了回法國的申請，但母親並未一同回國，而是被工作困住，像是被綁在了印度支那這片土地上，孤身一人照料著幾個孩子。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在這個維繫於母親一人的家庭小團體中，在這個仇恨與暴力、瘋狂與恐懼以及令人恐懼的、純粹的愛相互交織的家庭中，瑪格麗特·多納迪厄的傳奇故事拉開了序幕。
父親回法國並非沒有造成影響。他還會回來嗎？在被拋棄感和等他回來的等待之間，瑪麗·多納迪厄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