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過的所有傳記中，獻給瑪格麗特·杜拉斯的這一部是最難以完成的，是最痛苦同時也是最刺激的。在我之後，還有很多人也曾試圖重新勾勒她的一生，他們也都碰到了困難，這樣一項工作到底難在何處？杜拉斯本人特別善於分析心靈的深處與心靈的沉默，以及她也曾面對過的孤獨片段，對於這項工作無法完成的原因，她闡述得很清楚：「我根本無法看清人們所說的『她的人生』。構成我的，只有對死亡的思考，或對某個男人和我的孩子的愛。縱觀所有過往經歷，我好像根本不可能近似於任何一種人生模式。」憑藉著什麼，才能編織出一部即使並非完美無缺但至少正確無誤的杜拉斯傳記？它應該圍繞哪些秘密的主線，才能觸及深層次的真相？因為，傳記所要做的，正是觸及深層次的真相，至少我一直以來所理解的傳記藝術是這樣的：找到人的秘密，回到它們火熱的策源地，就像杜拉斯說的那樣「一直追溯到它們」，把猶如深邃夜空中閃閃繁星的它們記錄下來。無論是為誰作傳，都不僅僅是羅列既往事實，或滿足於一篇眾所周知的編年史，還包括其他很多更複雜的東西，事後看來，這對瑪格麗特·杜拉斯而言尤為如此。
當然，我們離不開這樣一個無法迴避的提綱：殖民地時期的印度支那、家庭的苦難、中國情人、返回法國和在洛特-加隆省杜拉斯鎮度過的童年、與羅貝爾·昂泰爾姆在一起的日子、抵抗陣營、在「文稿管理委員會」的短暫工作、昂泰爾姆的流放、與迪尤尼斯·馬斯科羅的長相廝守、加入和退出法國共產黨、帥氣的情人熱拉爾·雅爾洛、學會喝酒、《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和隨後多部作品以及她久久不屑的愛情小說所獲得的閃電般的成功、諾夫勒堡的居所、阿爾及利亞戰爭、「聖伯努瓦街小組」、在特魯維爾購置的公寓、離群索居、1968年「五月風暴」、介入女權主義運動、與揚·安德烈亞在一起的生活、她與同性戀的關係、1981年左派的上台、從影經歷，還有書籍，至死相隨的書籍，還有臨終前的孤獨、逝世後留下的傳奇……對於所有那些傾力重現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人生」的人來說，以上就是他們的傳記素材。然而，僅憑這些就夠了嗎？只採用這些素材，僅有這些素材，豈非南轅北轍？自始至終，杜拉斯深知，她的所有一切是一個個疑問，是一扇扇緊閉的大門，是一片片陰暗的「森林」——她把她的人生稱為「森林」——是穿插和擁堵在她人生中的一個個十字路口和岔道口。只有她寫的那些書，只有那些延續她那深不可測的、有待破解的奧秘的影片，才有望讓她觸及塵世與萬物的珍貴和美好。「對於我們年少時某一天所發現的那種空洞，」她說，「什麼都無法使之從未存在」；對於愛情，她發現世間沒有什麼「能取代愛情」；對於時光，她「從來都只是等候在緊閉的門口」：所以，只有書才能反映她那偶然性的、碎片式的、撕裂了的人生，她那千瘡百孔的人生。除了書，還有與之呼應的音樂，特別是巴赫、舒伯特、維瓦爾第、迪亞貝利的奏鳴曲和卡洛斯·達勒西奧的樂曲，它們猶如夜空中前進的足跡，盡頭處或許會突然出現金色的光芒：就像小說《愛》結尾處所說的，「或許是一個黎明，上帝」。書和音樂就像召集人，構成了最初的和諧。
對於那些關注她人生的人，她有言在先：「你們人生的史實，我人生的史實，其實並不存在，或者說只是一堆辭彙。我的人生，我們的人生，只有虛構的故事，而沒有史實。只有通過想像去回顧時光，才能使人生煥發生氣。」對於傳記作者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美的途徑和更好的建議嗎？在傳記的創作中，所要做的到底是什麼？是把一個人的人生搬上舞台，將其變成一場「真人秀」，還是在充滿疑慮和痛苦的夜幕中盲目前行，只靠這種方法去發現人生的生氣及其內在的運動？因此，杜拉斯的書或許是其傳記的唯一素材，是打開其真實人生的唯一鑰匙。更進一步，杜拉斯對未來她的傳記作者開出了一個特殊的處方：「我希望人們像我自己寫作那樣來寫我。那或許會是一本包羅萬象的書……」
如此說來，1994到2012年間那些前仆後繼的傳記或許未能完全達到瑪格麗特·杜拉斯的預期。確實，無論是沉湎於挖掘私生活中的秘密和政治上的背叛，還是把傳記混同於法官的卷宗，以期將杜拉斯置於歷史之中或直面她的命運，這些都是不夠的。肯定還有別的東西，還有另一些故事，它們發生於夜間，是精神層面的，牽涉到所有遊歷其中的人，包括讀者和作者，而我們永遠也不知道能否將其解釋清楚。可見，有一點是肯定的：研究杜拉斯，首先得重視她內心的演變，跟著那個陰暗的迷宮——途中，文本是唯一的嚮導，它引導著讀者——深入克洛德·魯瓦所說的「杜拉斯特質」（Durasie），一個陌生地帶，以及「黑色大陸」（ti noir），而我們稍後將看到，這一「黑色大陸」或許是所有人共有的，因此它既令人痴迷，又令人懼怕。
很久以來，我覺得我熟知杜拉斯不斷講述的那個世界和那個故事，故事只講了她和她的人生，卻觸動了所有讀者，他們從中找到了自己的一部分。我一直認為，這便是文學及其普適性和全部人性的真正標誌。瑪格麗特·杜拉斯屬於這樣一類作家，他們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文字誕生之初，上溯到人類最初的呼喊和占卜。她直覺里知道這一點，否則，她怎麼能像馬格德林岩洞里的史前人類一樣，在外部世界面前舉起殘缺的雙手，齊聲發出絕望的愛的呼喊？寫這部傳記，就是要與她相會，捕獲她的氣息——她曾不斷重申，這氣息為我們大家、她的讀者乃至全人類所共有。
我致力於這項工作，不僅因為我年輕時長期與她交往頻繁，因為我是索邦大學第一位研究她的學生——我曾於1972年在塞傑爾出版社發表了一部關於她的論著，系法國出版界開先河之作——因為同一年她同意為我創作的一部詩集作序，更重要的是因為我一直認為，她的作品觸碰到了我內心的最深處，因為在不斷閱讀她的作品的過程中，已沒有什麼讓我覺得怪異，無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無論是顯露在外的還是隱藏於黑夜的，因為我已由此變成她最專註的讀者之一。
我對杜拉斯的研究長達44年，可謂整整一生，期間我一直只以她的書為出發點，那是她人生的隱跡紙本，是仍有待解碼的遺迹。可見，這便是大家所說的「第一手」工作，從塞傑爾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論著，到對她在洛特-加隆省（其筆名的來源地）度過的童年的調查，再到組織舉辦關於某些從未被研究過的主題的研討會（與她和上帝的關係一樣，那些主題一開始總是被人嘲笑和挖苦，但最終都得到了認可），再到1991年發表的那部傳記，系第一部杜拉斯的傳記，在全球廣為譯介，已成為很多論文的依據，並被我不斷重讀、修改和補充新元素，直到成為今天交出的這部作品，只為盡量貼近她的主題和她的真面目。研究瑪格麗特·杜拉斯是一件總有挑戰和風險的事，一是因為必須親身體會瘋狂和眩暈，進入她所說的「暗室」（chamber noire）和「內在陰影」（ombre interne），二是因為她的所有文本都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輕易交出用於開啟緊閉的大門的專用鑰匙。閱讀杜拉斯，我們永遠不在她所說的「光亮地帶」（zones claires），而是處於一些最偏僻的、埋藏得最深的區域。
她的人生銘記在她作品的長卷中，而那些作品猶如鍊金術士的工作，旨在將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孤獨化為金子。因此，為她作傳並非一往無前，把握住她人生的氣息和歷程，也不一定非得像某些人以招徠讀者為主要目的所做的那樣，展示一些她幾十年前就已禁止公布的資料，但有的人並不理會她的要求……要知道，她的人生其實是處於一些更為陰暗的陷阱中。瑪格麗特·杜拉斯一再宣稱：「我們有我們所寫的，那是一種不可見的人生，接著有另一種人生，它是可見的。」有些人想要一天接一天地復現時光緩慢但憤怒的腳步，排列那些或喧囂或安靜的日日夜夜，整理一件件大事，以日期和標誌事物為主線——對於這些人，杜拉斯略帶奚落地答道：「我這麼說吧，為的是解脫我自己……（如果）非得讓我說明日期……我沒有這個能力。」
剩下的是她作品的地點，也即她稱之為必須追隨的「圖像之路」（chemin d''images），這些圖像被記憶突然泛起的波浪帶到水面上來，就像一襲滔天巨浪，她從浪尖上擷取了泡沫，而那泡沫本身也是轉瞬即逝的。
對於這部新傳記，我把它看作我對她漫長的研究工作所獲得的一個成果。我一直視她為20世紀的重要作家，與馬塞爾·普魯斯特比肩：普魯斯特為這個世紀揭開了序幕，她則為之畫上了句號。在書寫她的人生故事之時，我忠於她的抉擇和她的價值觀，也即儘可能地貼近她，無懼狂風或海浪。不管怎麼說，杜拉斯提醒過那些拿她來冒險的人：從1969年我第一次遇到她，到1995年我最後一次見到虛弱而無助的她，她總是會提到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