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從自己的環球旅行和在伊斯坦布爾獲得的經驗里看到，有這樣兩類收藏家：
1.以自己的收藏為榮並希望把它們展出的驕傲者（主要出自西方文明）。
2.把收集、積攢起來的東西藏在一邊的害羞者（一種非現代的情況）。
驕傲的人們認為，博物館是他們收藏的一個自然結果。在他們看來，一個收藏，無論開始的原因是什麼，最終都是為了驕傲地在一個博物館裡展出的。我在美國的私人小型博物館裡看到很多這樣的介紹：比如，在飲料罐和廣告博物館的介紹上寫著，兒時有一天，湯姆放學回家時，從地上撿起了第一個汽水罐。隨後他撿了第二個和第三個並把它們積攢起來，一段時間以後，他的目標變成了「收集所有的」汽水罐並將它們展出在一個博物館裡。
害羞的人們則是為收集而收集。像驕傲的收集者那樣，一開始對他們來說，積攢物件——就像讀者們從我的經歷中也能讀懂的那樣——也是對人生的某種痛苦、煩惱、黑暗動機的一種反應，一種安慰，甚至是一劑良藥。然而由於害羞的收藏家們所處的社會不重視收藏和博物館，因此收集被看成一種需要隱藏的恥辱，而不是一種對知識和學習有幫助、值得尊敬的行為。因為收藏在害羞者的國度里只代表收藏家的傷痛，不代表一種有益的知識。
為了在純真博物館裡展出，我開始尋找我們1976年夏天看的那些電影的海報、劇照和電影票。1992年初，我和伊斯坦布爾的電影物品收藏家們建立了聯繫，他們立刻讓我懂得了收集者的恥辱，隨後我在城裡的許多其他地方也發現了這種黑暗的情感。
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赫夫澤先生把《愛情的磨難到死才會結束》和《兩團火之間》等電影的劇照賣給了我。他一再表示，非常高興我對他的收藏表現出的興趣，但隨後他流露出一種表示歉意的神情。
他說：「凱末爾先生，儘管我把這些自己非常喜歡的東西賣給您，但是離開它們我很傷心。可是我要讓那些恥笑我的愛好的人、那些說『你為什麼要用這些垃圾來填滿你家』的人看到，像您這樣一個出身好、有文化的人對它們的賞識。我既不抽煙，也不喝酒，既不賭也不嫖，我惟一的愛好就是收集演員照片和電影劇照……您想要帕帕特亞小時候在電影《請聽我母親的吶喊》里的劇照嗎？那是在卡蘭黛爾船上拍的，她穿著弔帶裙，露著肩膀……您是否願意今晚去寒舍，看一看因為男主角塔希爾·湯自殺，所以只拍了一半的電影《黑色皇宮》的劇照？那些劇照除了我沒有別人看過。另外，我還有德國模特英格在第一代土——德電影《中心車站》里的劇照，她為土耳其第一個民族品牌汽水作過廣告。她在電影里扮演一個好心、熱愛土耳其人的德國阿姨，那是一些她和電影里的戀人埃克雷姆·居奇魯嘴對嘴的照片。」
當我問到還能在其他什麼人那裡找到我要的劇照時，赫夫澤先生告訴我說，很多收藏家的家裡堆滿了劇照、膠片和海報。當電影膠片、劇照、紙堆、報紙、雜誌堆滿所有房間時，這些收集者的家人（據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結婚）就會棄家離去，那時，他們就會開始收集所有東西，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把家變成一個令人無法進入的垃圾屋。他說，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裡肯定有我尋找的東西，只是人根本無法在這種垃圾屋裡找到他想要的東西，因為連走進去都很難。
但赫夫澤先生還是沒能經得住我一再堅持，他成功地讓我走進了20世紀90年代伊斯坦布爾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們會像傳說那樣說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館裡展出的很多電影劇照、伊斯坦布爾的畫片、明信片、電影票，以及當時我沒想到要收藏的飯店菜單、生鏽的舊罐頭盒、老報紙、印有公司標誌的紙袋、藥盒、瓶子、演員和名人的照片、還有比任何東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爾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從那些垃圾屋裡淘出來的。在塔爾拉巴什的一棟兩層樓的舊房子里，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雜物和紙堆里的塑料椅子上，驕傲地告訴我說，他擁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裡感到的羞愧，在後來造訪的一個退休煤氣收費員家裡也感到了。這個收藏家和卧床不起的母親生活在一個用煤氣取暖的房間里。（家裡其他幾間冰冷的房間，因為堆滿了雜物根本無法走進去，我遠遠地看見了一些舊燈、維姆去污劑的盒子和我兒時的一些玩具。）讓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親對兒子的不停責罵，而是我知道，所有這些承載著人們回憶的東西，他們的主人都曾經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走過、生活過、多數現在已經辭世了，這些東西將在沒到達任何博物館、沒做任何分類、沒放進過任何展櫃和鏡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裡，我還聽說了一個希臘族攝影師的十年悲劇故事。這個攝影師在貝伊奧魯為婚禮、訂婚儀式、生日聚會和各種會議拍了四十年照片，因為無處放置，也因為沒人要，他在一棟公寓樓的暖氣鍋爐里燒毀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錢也無人問津的這些見證了整座城市的婚禮、娛樂和會議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樓、街區里會成為譏諷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變態和孤獨，也因為他們去翻垃圾桶、收廢品人的車子，因此他們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澤先生沒過多憂傷，用一種說出人生真諦的神情告訴我說，這些孤獨的人死後，家裡的那些東西會被人們帶著一種也是宗教氣氛的憤怒在街區的一塊空地上（過節宰牲的地方）燒毀、或是送給撿垃圾、收破爛的人。
1996年12月，一個名叫內吉代特·無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個錯誤的用詞），在托普哈內，離凱斯金家步行七分鐘的家裡，被倒塌的紙堆和舊物壓死了，而他的屍體在四個月後才被發現，因為家裡散發出來的惡臭。由於大門也被雜物堵上了，消防員只能從窗戶爬進去。當報紙用一種半調侃、半恐嚇的語言報道了這個消息後，伊斯坦布爾人就更懼怕這些收集任何東西的收集家了。因為那些日子裡，我能夠在同一時間想起和芙頌有關的一切，因此我還要告訴讀者一個我希望不被認為繁冗的奇怪細節。那個被雜物和紙堆砸死、屍體在家裡腐爛的內吉代特·無名，就是我訂婚那天晚上說起招魂時，芙頌提到的、還在那時就以為死了的內吉代特。
在這裡我要向那些為我的博物館作出貢獻的其他收藏家們表示感謝，我也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了那種因為做了一件需要隱藏、令人臉紅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慚。1995—1999年間，我萌生了一個念頭，就是收集我和芙頌去過的每個街區、每個街道的明信片，那時我結識了伊斯坦布爾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節里我已經提到過他。一個不想在我的書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給我的博物館提供了他的門把手和鑰匙收藏。他說，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他說的是男人），一生會碰過將近兩萬個不同的門把手，他讓我相信，這些門把手中的大多數，「我愛的人的手」也一定碰過。我在這裡還要感謝收集家希亞米先生，自從發明了照片，為了得到每艘經過伊斯坦布爾海峽輪船的照片，他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謝他，是因為他和我分享了有雙份的照片，他給了我一個展示我想芙頌時、和她一起走路時聽到響著汽笛聲的輪船照片的機會，他像一個西方人那樣，一點也不為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還要感謝另外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間那些在葬禮上被別在胸口、印在紙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嗇地為每張照片討價還價後，帶著一種鄙視的神情，問了那個我從這些人嘴裡聽到過很多次的問題，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說出了那個我給所有人的回答：
「因為我要建一座博物館……」
「我沒問那個。我問的是，你為什麼要這些照片。」
這個問題意味著，每個收集、積攢物件的人心裡都有一件傷心事，一種深切的煩惱，一處難以啟齒的心靈傷痛。我的煩惱是什麼？是因為我愛的人遠去了，我卻沒能在她的葬禮上把她的照片別在胸口上嗎？還是就像問這個問題的人那樣，我的煩惱是一件根本無法啟齒、令人羞慚的事情嗎？
在20世紀9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還沒有任何私人博物館，那些因為痴迷而暗自鄙視自己的收集家，也會公開地、不失時機地相互鄙視。這些鄙視還夾雜著收藏家之間的嫉妒，因此會變得更為惡劣。他們聽說，內希貝姑媽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築師伊赫桑的幫助下，我把凱斯金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博物館樓，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歐洲那裡的私人博物館」，他們還知道我很有錢。完全因為這個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爾的收集家們興許會緩和一下他們的鄙夷態度，因為他們可能會想，我不是因為一個隱秘、深切的心靈傷痛，也就是說，我不是因為像他們那樣腦子出了問題，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樣，完全因為我有錢，為了揚名建博物館而積攢物品的。
在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