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對母親說「我去巴黎不是為了生意」。因為如果她問我為什麼要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為什麼要去。去機場時，我相信這次旅行，是一種和我忽略了芙頌的耳墜以及我的贖罪有關的執迷。
但一上飛機，我明白自己既是為了遺忘，也是為了幻想上路的。因為伊斯坦布爾的每個角落都和讓我想起她的標記融合在一起。當飛機還在空中時，我就發現，離開伊斯坦布爾，我能夠更加深刻、全面地想芙頌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布爾時，我會在自己的痴迷里看見她，而在飛機上時，我則旁觀我的痴迷和芙頌。
當我在博物館裡漫不經心地轉悠時，我也感到了同樣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說的不是像盧浮宮和波堡那樣擁擠和宏偉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時常出現在我面前、幾乎無人問津的小博物館。比如，一個歌迷建造的、預約後我才能進入的依蒂斯·皮耶夫博物館（我看見了各種梳子和玩具狗），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館，或是繪畫和物件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挨著擺放在一起的雅克馬爾·安德烈博物館（我看見了空椅子、吊燈和令人恐懼的空空的場所）。當我去那些地方，獨自一人在展廳里轉悠時，我會感覺自己的狀態很好。在最裡面的一個展廳里，我會擺脫那些跟著我的博物館門衛的目光，當外面傳來大城市的喧囂，馬路和建築工地上的噪音時，我會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邊，但卻在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裡。我會明白，因為這種新世界的奇異和時間之外的氛圍，我的痛苦減輕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時帶著這種安慰，我會覺得，我也能夠把自己的收藏集中在一個故事框架里來講述。我會幸福地想到，我能夠用芙頌的遺物和我的故事，把包括母親和哥哥在內的所有人認為我虛度的人生，展示在一個對所有人來說可以引為鑒戒的博物館裡來講述。
因為知道他是一個伊斯坦布爾的黎凡特人，我去了卡蒙多·尼西博物館，博物館提醒我，自己也能夠驕傲地展出凱斯金他們家的盤子、刀叉，或是我在這七年時間裡收藏的鹽瓶，這將讓我獲得解脫。在郵政博物館時，我覺得我可以展示芙頌寫給我和我寫給芙頌的信件。在小失物博物館時，我又覺得，其實我可以展示自己積攢的和能夠讓我想起芙頌的所有東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藥盒、各種發票。在我坐了一小時計程車去的巴黎城外的莫里斯·拉威爾博物館裡，我看見了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小擺設、洋娃娃、玩具、瞬間讓我想起檸檬的鐵鳥籠和裡面的一隻會唱歌的鐵鸚鵡。看見它們差點讓我潸然淚下。當我在巴黎參觀這些博物館時，我不會因為邁哈邁特公寓樓里的那些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從一個對自己積攢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者變成了一個自豪的收藏家。
我不會帶著這些概念去思考靈魂里的這些變化，只是，當我走進博物館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我會幻想自己也能夠通過物件來講述我的故事。一天晚上，當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里，一邊自斟自飲，一邊看著周圍的外國人時，就像每個出國（受過一點教育、有一點錢的）的土耳其人那樣，我發現自己在幻想這些歐洲人是怎麼，能夠怎麼看我、看我們的。
隨後，我又想到，自己如何能夠把對芙頌的情感告訴一個不知道伊斯坦布爾、尼相塔什和楚庫爾主麻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在遙遠國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彷彿我在紐西蘭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在觀察他們勞作、休息、娛樂（和看電視時的談話）的習慣和風俗時，我愛上了一個女孩。我的觀察和我經歷的愛情交織在了一起。
現在，就像一個人類學家那樣，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件，鍋碗瓢盆、裝飾擺設、衣服、圖畫，我才能給自己度過的歲月賦予一種意義。
普魯斯特喜歡並談到過這個畫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後幾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羅博物館。我去那裡既是為了芙頌的那些畫，也是為了打發時間。我無法喜歡莫羅的那些古典風格、矯揉造作的歷史畫，但我喜歡他的博物館。畫家莫羅，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把他度過了人生大部分時間的家，變成了一個死後將展出上千幅繪畫的博物館。他把自己兩層樓的畫室和旁邊的家變成了博物館。當家成為博物館時，它就變成了一個充滿回憶的家，一個「感性」的博物館，裡面的每個物件都會因為富有含義而熠熠生輝。當我踩著嘎吱作響的地板，走在空無一人、所有門衛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館的展廳里時，我沉浸在一種幾乎能夠被我稱之為宗教的情感里。（在隨後的二十年里，我又去這個博物館參觀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樣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布爾後，我立刻去找了內希貝姑媽。我簡短地跟她講了去巴黎和參觀博物館的事情。坐下吃晚飯後不久，我立刻跟她說了腦子裡的想法。
我輕鬆地對她說，就像一個久病的人笑對已經能夠擺脫的老毛病那樣帶著微笑：「內希貝姑媽，你們知道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從這個家裡拿走東西。現在我要拿走這個家，整棟樓。」
「怎麼拿？」
「請您把整個這個家、這棟樓帶著所有傢具賣給我。」
「那我怎麼辦？」
我們半玩笑、半認真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說了一些動聽的話，類似「為了紀念芙頌，我要在這個家裡做一些事情」。我也談到了內希貝姑媽獨自一人在這個家裡不會幸福的話題。我還說如果願意，內希貝姑媽可以永遠不離開這個家。內希貝姑媽聽到「獨自一人」後哭了一會兒。我告訴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們原來住的庫於魯·鮑斯坦街上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單元房。
「在哪棟樓里？」她問。
一個月後，我在庫於魯·鮑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們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點（就在那個曾經對芙頌動手動腳的卑鄙·大叔雜貨鋪的正對面），為內希貝姑媽買下了一套大房子。內希貝姑媽則把楚庫爾主麻的房子，連同一層和房子裡面的所有傢具給了我。那個為芙頌打離婚官司的律師朋友建議我去為傢具做一個公證，我照辦了。
內希貝姑媽一點也不著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資助下，她像一個慢慢準備嫁妝的年輕姑娘那樣為新家買傢具，裝電燈，但每次見我她都會笑著說，她永遠無法離開楚庫爾主麻的家。
她總是說：「凱末爾，我的兒子，我放不下這個家、我的回憶，我們怎麼辦？」
我就對她說：「那麼，內希貝姑媽，我們就把這個家變成一個展示我們回憶的地方。」
因為我出去的時間越來越長，因此我也更少見到她了。我不斷去旅行，是因為我還不完全清楚該如何處理那個家、傢具和芙頌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東西。
我對巴黎的第一次拜訪，為我以後的旅行提供了經驗。每到一個新城市，我都會先去一個早在伊斯坦布爾訂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適的酒店住下，隨後我會根據事先從書籍、旅遊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個認真完成作業的好學生那樣，不慌不忙、一個不落地去逛遍城市裡的每一個重要博物館。我去跳蚤市場、賣各種小玩意和擺設的小店、古玩店轉悠，買下和我在凱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樣的鹽瓶、煙缸、開瓶器，或是一樣我喜歡的東西。無論是在里約熱內盧，還是在漢堡、巴庫、東京，或是里斯本，無論我在哪裡，到了晚飯的鐘點，我都會去偏遠的街區、后街走很長時間，我希望能夠透過開著的窗戶，看到房子的裡面，看見那些坐在電視機前吃飯的家庭。就像在芙頌他們家那樣，我希望能夠看見在廚房裡做飯的母親、孩子、父親、年輕的已婚女人和讓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愛上這家女孩的遠房富親戚。
早上，我會踏踏實實地在酒店裡吃早飯，然後在那些小博物館開門之前，在街上、咖啡館裡打發時間，給母親和內希貝姑媽各寄一張明信片，從當地的報紙上搞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布爾發生的事情，一到11點，我就會拿著筆記本，帶著樂觀的情緒開始參觀博物館。
在一個陰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爾辛基城市博物館，在那裡我發現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屜里看見的舊藥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澤勒小鎮，參觀了一個由一家舊的帽子工廠改造而成的博物館。當我走在散發著霉味的博物館裡時（裡面只有我一個參觀者），我看見了一些和母親、父親的那些一模一樣的帽子。在斯圖加特的符騰堡州博物館，當我看見裡面的紙牌、戒指、項鏈、國際象棋、油畫時，我帶著靈感想到，凱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對芙頌的愛情也值得這樣炫耀地展示。在法國南部，被譽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館裡回憶著芙頌的氣味度過了一整天。在慕尼黑的舊比納克老繪畫館裡，我看見了倫勃朗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獻牲》，這幅畫讓我想起，這個故事的精髓在於不求任何回報地獻出一樣我們極為珍貴的東西，我還想起很多年前我給芙頌講這個故事時的情景。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館裡，我盯著喬治·桑的打火機、珠寶、耳墜和釘在一張紙上的一縷頭髮看